據報道，去年8月四川樂山一家電力公司給予43名貧困大學生每人3000元助學捐贈時，要求受助者匯報學習成績，每年至少提供一次在校學習、表現等有關情況的匯報材料；一年后，14名沒有一點消息反饋的大學生被取消了繼續受助的資格。

　　最近的這條新聞，幾乎是去年另一條新聞的翻版——2006年8月，襄樊市總工會與該市女企業家協會組織19位女企業家與22名貧困大學生結對，承諾4年內對每個學生每年資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市總工會同時給受助學生及其家長發了一封信，希望他們抽空給資助者寫封信，報告一下學習和生活等情況。可惜，其中5位大學生受助一年多，沒有主動給資助者打過一次電話、寫過一封信，沒有一句感謝的話，最后被取消受助資格。

　　對于去年這則消息，曾有不少人感慨現在的學生“感恩意識淡薄”；希望借助“取消捐贈資格”消息的傳播，起一點教育作用。但是看來，希望落空了。按“不感恩”的比例看，襄樊為23%，樂山為32%。

　　我深深理解捐贈者對受助貧困生的關切之情，他們想了解自己的捐贈對象怎樣用捐款、取得了怎樣的成績，這在法律上也是允許的。可是，既然是幫助貧困生，既然是做慈善，捐贈者在捐贈時，可能還需要考慮以下問題——

　　心理學家的研究一再表明，家庭貧困、經濟負擔沉重，往往使孩子從幼年起就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貧困學生，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產生挫折感，進而導致自卑、抑郁、焦慮、孤僻、人際關系敏感、自我封閉等一系列心理問題甚至心理障礙，部分貧困學生因此成為經濟、身心的“雙困生”，對學習、生活、性格等諸多方面都造成了很大影響。

　　幫助他們健康成長，需要針對其心理特點。近年來，一些高校推出各種幫困措施，但一些措施由于不考慮貧困生的心理，反過來造成了傷害，比如舉行公開的幫困物資發放儀式，開受助貧困生座談會，拍攝專題片讓貧困生交流成長心得。在周圍的人“驕傲地”看著貧困生在自己的幫助下“自強自立”，訴說對社會對學校的感激時，貧困生的心靈卻受到一次又一次傷害，有可能更加自卑、更加抑郁。有一些貧困生，寧愿吃不起飯，也不愿意表露身份，擔心受到歧視，被另眼相看。針對這種情況，有的高校檢討了自己的育人理念，逐漸修正不人文的幫困行為，讓貧困生“悄然”受助，過上自然、平等、有尊嚴的大學生活。而貧困大學生能如此學習、生活，正是幫困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說到社會捐贈者對受助貧困生的回報要求，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捐贈者和旁人看來，寫一封信，匯報一下情況，是舉手之勞；可這在貧困生看來，卻可能是件難事，拿起筆向捐贈者訴說感激之情，會是一次十分復雜的“心理交鋒”；對那些在大學里不適應環境、沒有取得較好成績的貧困生，可能就更為艱難。試想，大學生難道寫不來一封信嗎？而且這封信可以換來一年3000元的持續捐贈。如果他們很功利，會不以舉手之勞的一封信去換捐贈嗎？

　　我國素有做好事不留名的傳統，但如今在捐贈貧困大學生這件事上，表現卻常常與國外的做法相反。國外諸多捐助大學貧困生的人，從來不留名，甚至明確要求學校不能把自己的姓名告訴受助者，以免他們背上感恩的包袱，不利于他們像其他學生一樣健康成長。有的捐贈者會向學校了解受助學生情況，但不見面。在他們心目中，如果受助學生都想著今后怎樣為社會作貢獻、像別人幫助他那樣去幫助別人，這種感恩情懷的傳遞，遠比寫一封感謝信、說幾句感謝話有價值。誰能說，今天沒寫感謝信的學生，就沒記住別人的恩呢？學成之后，就不會去幫助他人呢？

　　在要求回報一事上，捐贈者只考慮了自己的感受，而沒有周全地考慮自己的捐贈究竟想達到怎樣的目的。如果是為了幫助貧困學生成長，那就應該站在貧困生的立場思考。捐贈者需要的不應是表面的感激，而應是這個學生的健康成長，比起呵護他們脆弱的心理，那點捐贈者的驕傲感覺實在微不足道。若捐贈者要了解這些學生的成長情況，途徑很多，大學輔導員、班主任都可以問。需要補充說的是，中止捐贈，可能給曾經受助的貧困學生帶來更大的心理傷害，其后果，不是促使他們反思自己的“不感恩”，而可能讓他們感慨自身貧困的命運，以及整個社會的功利氛圍。 (熊丙奇 作者為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