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在一次基礎教育學術會上呼吁停止評選“三好學生”，認為這樣會“過早給孩子貼上好學生與壞學生的標簽”。這番話引起不小的爭議。有人認為，界定好生差生，不利于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也有人擔心，如果取消評選，拿什么激勵學生。

　　給一代又一代人留下美好回憶的三好學生評選，如今交給了大家一個耐人深思的問號。

　　美好記憶，豈能說廢就廢

　　何 林

　　人們之所以熱議是否該廢除評選三好學生，多半是因為三好學生評比現(xiàn)在有點變味，越來越功利了。

　　“三好”的標準往往被精簡成“成績好”，最終獲選者也總是學習成績名列前茅的那幾個學生。另外，原本純粹的評比如今又與升學、加分掛鉤，使榮譽變了質，仿佛可以稱斤賣兩了。這些個“不好”，坦白講，確實是評選中存在的問題，可它并不能全盤否定評選“三好學生”的積極意義。

　　在學生中開展評比，這本身是一件好事。從小懂得競爭，有榮譽感，追求上進，這都是孩童時代需要培養(yǎng)的。“三好”的標準也很科學，“德、智、體”三個方面都是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應當不斷完善的。同時，評選“三好學生”如同發(fā)現(xiàn)身邊的榜樣，當選的學生能受到鼓勵和鞭策，對于其他學生又是一種激勵和督促。

　　“三好”的好與不好其實跟評比本身無關。只要成人不把那些功利摻和到孩子的評比中，三好學生就只是一項純粹的評優(yōu)活動。

　　最后再說說我自己，那些泛黃了的三好學生獎狀現(xiàn)在看來也許不值一文，但卻記載了我最初小小而寶貴的自豪。這樣珍貴美好的記憶，誰又能說廢就廢呢。

　　評“三好”，衡量指標實實在在

　　洛 洛

　　三好學生評選在我心目中是一段美好回憶。它的美好，在于無干擾的民主選舉過程。

　　記得小學時非畢業(yè)班評選出來的三好學生是不與任何實際利益掛鉤的，雖只是一紙薄薄的獎狀，卻承載著一整套認真而又不厭其煩的選舉過程。班里第一次評選三好學生時，三四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沖上講壇，在黑板上一筆一畫地寫下自己的名字。班主任只是告訴大家選出心目中最友愛同學、尊敬老師，而且學習努力、身體好的同學，然后就笑吟吟地走到一邊。投票的方式是舉手，當幾十只小手齊刷刷舉起來的時候，那份感動早已令落選者顧不上失望，蹦過去和“票王”抱成一團。當選者小臉通紅，喘著粗氣說不出話，還是班主任過來拍了拍她的肩膀說：“以后要再接再厲，不要辜負同學們的掌聲�！边@就是我第一次當選三好學生時的傻樣。

　　坐在底下的學習尖子、勞動標兵、體育健將們知道自己醒悟得晚了，所以第二年我便多出來半打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由于候選者激增，舉手費時，所以改成了無記名手寫選票。當黑板上的“正”字漸漸摞成一列，我就開始慶幸自己因為去年那“一拍肩”一直不懈努力著。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這種心情叫“敬畏”。

　　再后來，有出色又伶俐的同學開始在“民間”拉選票，最終票數(shù)落在倒數(shù)第二。

　　等我們畢業(yè)前夕評“區(qū)三好”、“市三好”時，同學們早已熟悉了“場內的規(guī)矩”，也免疫了“場外的因素”，老師默默地發(fā)下選票，同學們默默填寫，無需多言，民主已成習慣。

　　現(xiàn)在回過頭來想想，民主選舉之所以有效，在于它有三項簡潔而合理的標準�！暗�、智、體”這三個字，說它松，它勾勒出了實實在在的衡量指標；說它緊，它又留給每個人主觀評價的余地。它既不像選班干部那樣挑剔領導氣質，也不像某些社會評選那樣要求外貌、家境或者社交因素。在懵懂少年眼中，它既能表達對朋輩的敬佩，又指明了理性選擇的方向。

　　非三好生，也可以是好學生

　　王重陽

　　如果評選三好學生就意味著“給孩子貼上好學生與壞學生標簽”的話，那么在過去的二十幾年里，我可能至少有12年是生活在煎熬、屈辱、痛苦和自責中。因為，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yè)，除了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得過一兩朵小紅花，我在德、智、體三方面都不怎么出類拔萃，始終與三好學生無緣。

　　不過，相信絕大多數(shù)人都和我有同樣的經(jīng)歷與感觸。畢竟，一個班四五十個人里，一般只評出一名三好學生，其他的絕大多數(shù)都只能處在仰望和“跟隨跑”的狀態(tài)中。

　　實際上，三好學生評選在我國已經(jīng)有很長一段時間了，能長時期地堅持下來肯定有它的意義所在。至少三好學生的評選和存在，能夠讓孩子們有一些身邊的榜樣，激勵他們通過努力拉近與優(yōu)秀同學間的距離，實現(xiàn)全面協(xié)調發(fā)展。

　　至于擔心三好學生評選會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在我看來也有點太過敏感了。這里需要明確的是，沒有選上三好學生的孩子，并不意味著他不行，我寧愿用他們只是在德智體三方面的進步狀況比較正常或個性較為突出來形容。

　　就我所知，當年沒有當選過三好學生而今成就出眾的學生并不在少數(shù)。俄國前段時間也有調查顯示，成年之后，中等生大多表現(xiàn)得比優(yōu)等生更出色，因為他們往往更在乎自己的興趣愛好，更有實干精神，更謙虛而善于傾聽、樂于合作。

　　所以說，錯不在評選三好學生，而在怎樣看待三好學生和非三好學生。首先是教育者要有端正的眼光，其次是引導孩子們擁有端正的眼光。

　　教育即生長，在生長外別無目的

　　王 琦

　　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并不是評選三好學生制度的存廢，而是需厘清基礎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培養(yǎng)成年人眼中的“好孩子”，還是讓孩子成長為一個心智健全、令自己滿意的人？

　　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先生曾言：“教育即生長，在生長外別無目的。”周國平先生闡釋道：“使每個人的天性和與生俱來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長。”可見，教育本是一件純粹的事情，小紅花、小紅旗、三好學生的存在都是為了鼓舞生長，應當別無其他目的。

　　相比之下，歐美許多國家對優(yōu)秀中小學生的評選顯得更符合教育的本質，他們往往把考勤作為第一標準，喜歡上學是當選好學生的基本要求，這是對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共同的尊重。

　　評選三好學生制度存在的問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教育觀念上的問題。教育，尤其未成年人教育，所注重的應當是過程，且是個長期過程，而非顯性結果，即便看結果，也該放寬眼量，不拘一格。

　　“優(yōu)秀”何以量化

　　艾

　　記得幼兒園過“六一”時，自己曾戴上了大紅花，成為了“好兒童”。那時的“好”、“聽話”對孩子來說很重要。入小學后，有了三好學生評選，后又兼顧“美、勞”，至中學、大學，提出了更為寬泛的“優(yōu)秀學生”或“復合型人才”。

　　從表面上看，“優(yōu)秀”更為豐富、圓融了，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被評選要求量化了的“優(yōu)秀”如同一把尺子，孩子們被一一用尺子量過，若無法滿足全部要求，就被判為不優(yōu)秀。由此，使得評優(yōu)成了少數(shù)人的“壟斷”，其余人則漸漸默認了那幾張“老面孔”，習慣了他人的“優(yōu)秀”。

　　我并不懷疑評優(yōu)所基于的人性向“好”，但也應注意到不同面向：“優(yōu)秀”是否只有在同他人的比較中才能得以確立？每個孩子能否擁有自己“優(yōu)秀”的縱向標準，哪怕他僅僅取得了看似微不足道的進步？“優(yōu)秀”可否擺脫類似“進化論”的偏見？在探討“三好學生”評選停止與否時，如何界定“優(yōu)秀”更耐人深思。

　　德國著名歷史哲學家雅斯貝斯曾將公元前八百年至二百年稱作人類歷史上的“軸心時期”，因為在中國、希臘和印度等地區(qū)孕育的古代文明深刻影響著此后人類的進程。不妨借此一說，其實我們的基礎教育正擔負著形塑孩子“軸心期”的重任。若要量化“優(yōu)秀”，請讓每個孩子都能擁有引以為傲的、自己生命里的“軸心時期”。

　　還原三好學生的“含金量”

　　周 寧

　　記憶中，領到三好學生的獎狀是件非常榮耀的事。

　　在“六一”兒童節(jié)大會上，只有三好學生是在全校師生的關注下上臺領獎的。校長會鄭重地宣讀獲獎學生的名單，校長念一個名字，就有一位學生從隊伍中站出來。那時其他同學都必須端坐著，能自如行走就是我兒時眼中的榮耀。三好學生上臺領到的無非是一張獎狀和筆記本、鉛筆之類的文具獎品，而同學們都會好奇地爭相傳看，心里暗暗想著明年也要上臺領獎。

　　其實，如此評“三好”、獎“三好”無可厚非。觀察、模仿榜樣是青少年實現(xiàn)社會化的重要方式。三好學生作為內部評價時可以有效地起到激勵作用。而現(xiàn)在的問題是，當三好學生成為升學選拔的依據(jù)時，就極易成為一些人暗箱操作的途徑之一。

　　一些地方為了爭三好學生名額，學生、家長、教師、學校領導甚至教育管理部門等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權力和金錢因素也越來越多地介入其中。三好學生極高的“含金量”，對競爭者也產(chǎn)生了強大的利益驅動。但若過濾了這些滲入的異物，三好學生的評價體系依然是最基礎、最有說服力的。

　　只有把新的學生評價體系安放在對學生進行思想和榮譽上的激勵，不再與升學等環(huán)節(jié)直接掛鉤，不具有顯著的利益附加值，還原到一個儀式、一張獎狀、一枝鉛筆的“含金量”，這樣的“三好”評選，才能回歸評價本身的意義。

　　莫把“三好”當成培養(yǎng)少年的模具

　　寧 波

　　梁啟超曾說：“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 三好學生與其說是一種標簽，不如說是社會對少年兒童茁壯成長的美好理想。

　　的確，在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思想干擾下，現(xiàn)在三好學生的評選在某些地方、某些學校有點走樣，以致不少尚未定型的孩子過早被“標簽化”，但問題并非出在三好學生本身，而是出在某些成人的片面視角上，出在評選程序的異化上。

　　三好學生評選當改而不當廢。表層的、形式上的改良固然需要，而深層的審視也許更加重要。當今模式化的教育被不少人詬病，讓學生個性自由成長、重視培養(yǎng)學生的創(chuàng)造力，正是一些教育界人士再三表達的理想。可以說，三好學生評選的困惑，不僅在于“三好”內容的設置是否科學、“三好”的比例是否恰當、評選的程序是否公正，更在于我們是否應該將三好學生作為一種“模具”，從而“生產(chǎn)”出大批標準化的學生。

　　三好學生評選雖然是中小學教育中的一項活動，它卻如豹之一斑，可成為解剖整個中小學教育事業(yè)的一把利器。如何用好這把利器，是一個比討論三好學生評選意義更重大、更深遠的民族性、歷史性課題。

　　請讓孩子離世俗遠一點

　　曹柳鶯

　　只要有人存在，就會有競爭。良性的競爭往往可以達到多贏的效果，并不會如一些人擔憂的那樣，給孩子“貼標簽”、“分等級”。真正給孩子“貼標簽”、“分等級”的并非評選三好學生這事本身，而是世俗化因素對孩子的過早侵入。

　　一直覺得，不僅僅中小學，即使大學，都應保持一種與世俗社會相對隔離、較為純凈的精神文化環(huán)境。作為一個社會人，“世俗”終歸是無法避免的，但學生尤其是中小學生還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社會人”，因為其世界觀、人格、心理尚處于發(fā)育、形成階段，其成長環(huán)境過早與世俗“接軌”，可能弊大于利。

　　一個孩子若在一種較為純凈的環(huán)境中完成世界觀、人格、心理的發(fā)育和形成，將來即使不得不面對復雜的世俗社會，他內心早已奠定的“正氣”也會伴隨終身。

　　而近些年來看到的現(xiàn)實是，不但在中小學甚至幼兒園里的孩子們都過早地學會了人情世故，例如攀比家長的地位和財富、向老師送禮、相互妒忌拆臺……這些成人世界競爭的不良潛規(guī)則被塞進了孩子們的世界。如此種種看來，恐怕僅凈化三好學生評選制度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