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萬人報考、77.5萬實考、1.35萬個職位，這些數字真夠“雷人”的——據11月30日《信息時報》報道，11月30日開考的2009國家公務員考試，以實考人數為分母計算，錄取率也只有1.75%。“百萬雄師”擠獨木橋，多數人充當了“公務員考試的分母”，他們自嘲是“國考炮灰”。

　　公務員考試早就被稱為“中國第一考”了，有點類似“第二高考”的意思。在求職難的今天，考公務員當然也是一條路子。除了中央國家機關的“國家公務員考試”，還有眾多的地方公務員考試；這次考不好，下回還有機會。“逢招必考”，這是目前最公平的做法。

　　一天兩門，行測、申論，每門百分，考題頗難。“申論”今年的考題是宏大的“糧食危機”；被簡稱為“行測”的行政職業能力測驗，第一題考的是奧運會開幕式上展示的“和”字源自墨、道、儒、法的哪一家。

　　令人擔心的是，有的考生考試能力很強，但實踐能力一般。政府從管制型轉向服務型，要求公務員素質能力儲備比較完善，所以“行測”的考題很多很復雜，追求文理兼備而不是文理分家。有些畢業生從學校出來后，文理皆不通、干啥都不會。一位博友說到一事：有位大學生租住在他家，用電線加長接線板，連接時不知“短路 ”的基本原理，把兩根線接在一塊了，造成了跳閘。

　　技能缺乏還不是最可怕的，最讓人憂心的是人文素養與思想能力的缺失。比如曾有一批大學生聯名給文化部領導寫信，要求文化部出面將李安的電影《色·戒》拿下。他們想的不是“百家爭鳴”，而是要借用體制與權力，來壓制他人的文藝作品，這依舊是“文革”的衣缽和思維。我不能想像，如果這樣的畢業生考進文化部做了公務員，將是促進文化還是促退文化。

　　“國考炮灰”之說，只能看成是幽默言辭。任何收獲都來自耕耘，看看前頭，有個公務員大姐鄧亞萍就很優秀。她1997年結束乒乓生涯后，走過了11年求學路，分別獲得英語專業學士、中國當代研究專業碩士和經濟學博士學位。作為北京奧組委的公務員之一，她的表現杰出。為學、為政，鄧亞萍都是典范。(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