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錢困倒英雄漢，4元錢斷送了一個大學生的前程。2007年，大學畢業后的王某到北京工作，2008年10月失業后，一直借住在親戚家。今年2月19 日，失業的王某為湊錢回家，懷揣瑞士軍刀搶走一名女士4元錢和一瓶礦泉水。近日，北京豐臺檢察院以涉嫌搶劫將他批捕。(《京華時報》3月18日)

　　回家，這是一個多么溫情的理由，但過程看上去卻是如此的令人不安。搶劫是重罪，等待他的無疑將是法律的嚴罰。重新審視這微不足道的4元錢，在法律意義上，它不可能對結果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但在社會學意義上，我們卻有許多值得思考的空間：究竟是什么讓一個大學生的回家之旅變得如此遙遠而漫長？

　　王某或許是最蹩腳的搶劫犯，但卻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學畢業生。十幾年苦讀，考上大學，畢業，漂到大城市尋找人生的夢想，然后找工作，就業，再失業，這是千千萬萬個同齡人共同走過的道路。按正常的人生軌跡，他現在應該是泯然眾人中的一個，誰也不會關注。但也正因為普通，他的一失足顯得格外的突兀，讓人久久不能釋懷。

　　就業壓力成為最先想到、也是最符合常情的理由。檢察官表示，在經濟危機沖擊下，職場競爭更加激烈，想要找到一份穩定工作不容易，這是每個人都有可能面臨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則是在重壓之下的心理焦慮，每年有幾百萬的大學生涌入職場，知識和學歷的迅速貶值，讀書無能論的論調在社會上的蔓延，對于像王某這樣來自經濟狀況不好的農村家庭的畢業生，他可以接受市場的冷眼，卻未必能擔當得起中興整個家庭的殷殷期待，“不敢和家里人說沒了工作”，失落，羞愧，絕望……種種情緒疊加在一起，最終以就業壓力的形式表現出來，成為他“越軌”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就業壓力并不意味著全部，它僅僅是最后一根稻草，否則我們難以想象今天的社會將是多么的恐怖。或許，我們應該追問那些更加沉重的東西。有一個細節我們不應該忽略，在接聽母親的電話后，“王某已身無分文，親戚家也不富裕，他不好意思開口借錢，便動了搶劫的歪心”，這既可以說明王某是個循規蹈矩、有著強烈自尊心的人，也說明了他缺少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怎么樣才可以籌到那點回家的路費？他卻做了最愚蠢的一種選擇，他肯定權衡過，也決不缺少起碼的法律常識，但他把面子和所謂的尊嚴看得比自由更重要，無可奈何之下，決定鋌而走險……

　　這是生存教育的缺失，而這樣的隱患其實早就埋下。陶行知先生提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理念，但今天的現實告訴我們，雖然素質教育提出了很多年也開展了很多年，卻要么處于低層次的理解上，要么太過功利化，始終未得真經。生存教育就是教會學生們如何應對這個社會，懂得在利益與風險之間取舍，是一種有創造力的教育。不要把什么問題都歸結為就業壓力，人的一生，壓力本來就無處不在。王某遇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大考，可惜，他無力回答。(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