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楚天都市報》7月13日報道，湖北考生張孟蘇今年高考考了445分(文科)，本來只能讀個獨立學院，但新加坡一所大學卻在一次面試之后就預錄了她，還給了她20萬元的獎學金。

　　對于這個分數(shù)，20萬元的獎學金算是重獎了。有網(wǎng)友認為此舉擊中了教育軟肋，筆者倒認為這是非典型錄取，對高考制度的借鑒價值不大。

　　媒體以“湖北‘非尖子生’獲20萬獎學金”為題予以報道�！凹庾由�”一定是“高分生”，這只在唯分是認的前提下才正確，而在能力型評價體系下是有邏輯錯誤的偽命題，即拿部分代整體，一葉障目。這或許就是一些人認為擊中我國教育軟肋的依據(jù)。

　　但對張孟蘇來說，擊中軟肋的判斷缺乏背景認知。她得到“餡餅”，正是當下教育制度下的“成功典范”。熟練地用英語、韓語交流，獲得過全國青少年機器人大賽二等獎、全國網(wǎng)絡英語綜合技能三等獎、全省書信作文大賽一等獎、英語口語三級。眾所周知，當前重視外語學科教育，已經(jīng)超過母語教育的力度；在家長、學校的驅(qū)使下，學生上各種培訓班，犧牲自由時間獲取各種證書。假如高考指揮棒不指向證書，張孟蘇有這樣的成就或機遇嗎？

　　事實上，無論教育如何改革，成績始終是重要的評判標準，這不是制度先進落后的問題，而是學生的天然使命決定的。將于2009年取消“一考定終身”的天津，在招考制度改革方案中明確規(guī)定，同等分數(shù)下，優(yōu)先錄取綜合素質(zhì)評價成績較佳考生�！巴�等分數(shù)”意味著成績是必不可少的關鍵標準。假如張孟蘇參加了2009年天津高考，還是現(xiàn)在這個名次，她也不可能進入一類線學校。

　　“非典型”還在于張孟蘇個體的特殊性，并不適合絕大多數(shù)。她擔任過學生會宣傳部長、團支書，辦宣傳海報；擔任文學社社長，帶領社員組稿、編輯、拉廣告，出了一本文學刊物；發(fā)起暑期社會實踐，組織同學去老區(qū)體驗生活，等等。

　　不能不看到過度贊賞的負面作用，當張孟蘇成為低分成功典型被過分渲染時，勢必會讓真正的“固疾”更頑固，比如相當普遍的“厭學風”，輕視文化課學習；熱衷各種證書，劍走偏鋒，寄托于偶然機遇等等。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的大學不可能大量錄取這個分數(shù)段的學生，他們也沒有精力這么做，依然會將目光集中于高分群體。這也能說明這“非典型”并非虛妄的判斷。（來源：當代生活報 龔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