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從幸運地邁進大學校門的那一刻起,我的命運就和國家的改革開放進程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

　　1977 年,我在798廠當工人——15歲初中畢業來到這里,7年青春時光如白駒過隙般悄然逝去。其實在這7年中,我內心深處對知識的渴求、對上大學的向往一刻也沒有停止。因此,當恢復高考的消息終于傳來時,我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述。

　　如愿以償,我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電磁場理論與微波技術專業。從1978年到1982年求學的4年中,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偉大的歷史轉折: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對“四人幫”及其同伙的大審判,為數以百萬計的老干部、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平反昭雪,“包產到戶”,“經濟特區”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在那4年里,全國科學大會和全國教育大會先后召開,多年備受摧殘的科技教育界迎來了明媚的春天!

　　正是在那時,選派品學兼優的大學生出國留學方興未艾。1981年,我參加研究生考試后不久,學校領導突然問我愿不愿意出國留學。出國留學在當時還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起初我有些猶豫,因為我和女友都已經27歲了,一旦出國就意味著要分開好幾年。但經過慎重考慮,我還是決定出去開拓一下視野。

　　我留學的國家是奧地利,在那里,我首先感到西方教育觀念、方式與國內的差別。由于專業口徑窄,我在國內學的是電子,到了奧地利竟被要求補修電機方面的課程,否則原有學歷不能被承認。至于授課,那里并不比國內強多少——很厚的一本書,教授三兩下就把它講完了,然后給你列出書目,主要是讓你自學。是否參加考試,也由自己決定,即使筆試成績優秀也要經口試才能確認。記得取得研究生資格后,我去問導師:論文的題目選擇什么?導師充滿疑惑地看著我:“你自己難道不知道要做什么嗎?”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這一切都應該由老師來安排,所以在后來的教學生涯中,我一直鼓勵學生獨立選題。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教和學是事物的兩個方面,在學生成熟前教師大體是以教為主,之后便應是以學為主,大學就是要幫助大學生完成這個轉變。

　　1986年11月,我以優異的成績拿到博士學位后,立即攜妻子如期回國。當時,我只有一個想法:為祖國做點實際的事情。

　　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一個老式四合院內,我向國家科技干部局報到時,可供選擇的工作有很多。在科技干部局徐簡同志的建議下,我踏入清華大學“電子學與通信”博士后流動站。

　　在清華,我先后參加、主持過毫米波技術、農村通信、移動通信、數字電視等多項任務,最難忘、最激動的是“清華一號”小衛星的研制。1998年確定任務組織隊伍,我受命擔任剛剛組建的“宇航中心”主任,對我而言這無疑是一次研究方向的回歸,因為我的博士課程就是以衛星技術為研究方向。2000年5月,“清華一號”地面站在清華安裝落成,6月,衛星運抵發射場,期間經歷的困難真是難以盡數。當我們在發射場得知清華地面站順利收到信號時,激動的淚水抑制不住地流淌,我們成功了!我在清華大學工作的這段時間,中國教育最大的變化就是建設研究型大學,并向世界一流進軍。

　　我從一個普通教師,到擔任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主管科研的副校長。如今,我在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天津大學擔任校長。從恢復高考,到派遣留學生出國,從建設研究型大學,到實施“211工程”和“985”工程,我們曾是改革的親歷者和受益者,也是推動者和奉獻者。我們在這個偉大的進程中實現著人生的價值。

　　(陳建強整理)

　　人物小傳:龔克,1982年1月畢業于北京工業學院(后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電子工程系,1986年在奧地利格拉茨技術大學通信與傳播研究所獲技術科學博士學位。歷任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電子工程系主任、微波與數字通信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宇航技術研究中心主任、信息學院院長、清華信息科學技術國家實驗室主任等職。1999年至2006年任清華大學副校長,2006年7月起任天津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