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末，我從北京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班畢業，應聘到北京匯文中學任教高一語文。短短一年，這所老中學的歷史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從此心中埋下了一個承諾。

　　12年后的今天，我終于有機會兌現承諾：追尋這所中國最早的教會中學的蹤跡，以及她曾經的美麗與風華。

　　“我是匯文的”

　　從匯文出來的學生，不管日后念了什么大學，每當別人問起其母校時，都會情不自禁地說：“我是匯文的。”這句樸素的回答里包含著一種外人難以體味的情愫。

　　匯文中學前身為一所教會學校，始建于1871年，最初為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設立教堂時附設的“蒙學館”，后更名為“懷里書院”。1888年又增設大學部，名為“匯文書院(PEKIN G ACADEM Y )”。從1902 年起，校址設在北京崇文門內船板胡同。1904年改名為“匯文大學堂”，當時包括小學部、中學部和大學部。

　　1918年，匯文大學部與華北協和大學及通州協和女子大學合并為燕京大學，遷到今天的北京大學校址，原崇文門內船板胡同的校址轉給匯文小學和匯文中學。自此，“私立北京匯文中學”作為一所獨立的教會中學開始了它在近現代中國教育史上的歷程，直至1952年被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市立第二十六中。

　　與其他教會學校不同的是，1989年，在一批匯文老校友的努力下，經北京市政府批準，市立第二十六中重新恢復校名為“北京匯文中學”。這也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在1949年后被市政府批準恢復原校名的教會中學。之后該校重新在校門口掛出“PEKIN GACADEMY ”的早期匯文的英文銘牌。

　　匯文的畢業生，習慣于把上世紀50年代前的“匯文中學”稱之為“老匯文”或“匯文學校”。而提起“老匯文”或“匯文學校”，在老校友的口里，必定要和老校長高鳳山的名字聯系在一起。

　　高鳳山先生于1926年3月上任，1952年卸職。前后主長匯文學校26年。其小學、中學、大學均在教會學校完成，后赴美國留學，先后獲美國西北大學文學碩士、波士頓大學教育哲學博士學位，并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哈佛大學研究院做過短期研究。

　　如果讓時光倒溯半個多世紀，我們便可以看到一所學校是如何與一個人聯系在一起的，又如何與一個時代聯系在一起的。由此也就不難理解老匯文學子口中“我是匯文的”這5個字背后的情懷和意氣了。

　　“四點以后”

　　校訓往往最能夠反映一所學校的精神氣質。但在今天的中國，校訓正變得越來越雷同，越來越缺少特質。

　　我第一次走進匯文中學時，目光一下子被大廳中央“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的校訓吸引住了。進而對這所學校的“身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經查資料，該校訓為1919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為匯文中學所題寫。簡而言之，即“好學”、“力行”、“知恥”，概括為三個字，即“智、仁、勇”。可以說，此三者為儒家理想人格中對“君子”的最高標準，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于“人”的最高的價值追求。

　　然而，匯文學校畢竟源自西方現代教育，其自有一套更加嚴謹、系統的理論基礎，以及更加具體、明確的教育目標。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價值追求與現代教育的目標結合起來，成為高鳳山那一代秉持教育救國信念的知識分子矢志不渝的追求。高鳳山在主長匯文不久，便提出“全人教育”的宗旨：

　　一、增進身體健康；二、涵養審美情操；三、增殖職業知能；四、預備升學基礎；五、練習善用閑暇；六、學做良好公民；七、養成高尚品德。

　　這七條宗旨，與校訓“智仁勇”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形成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匯文鮮明的校風。

　　我曾在匯文校史紀念冊上看到這樣一組照片：背景是學校大操場，操場中央是一群正在進行課外活動的學生，有打網球、翻單杠、踢足球、扔棒球、打籃球，練習田徑的，一派龍騰虎躍的景象。照片右上角寫著四個字——“四點以后”。

　　何純渤先生，1936年畢業于匯文高三理科甲班。曾任國家電力部水電總局局長，是新中國水電事業的開拓者。

　　2007年，當我向他詢問老匯文的種種情狀時，老先生一聲長嘆：“匯文學校啊……”

　　據何先生介紹：當時匯文學校運動場所一個大院里邊運動項目就有48種。每天下午4點到6點，所有的圖書館、自修室全部鎖門。不讓學生呆在屋子里。

　　“我們那個田徑隊啊，足球隊啊，下大雨下大雪，4點到6點都在外邊訓練。學校規定的這些制度就是讓你有一個好身體。”老先生興奮地說。

　　在匯文的6年中，400米一圈的跑道，何純渤風雨不誤，每天堅持跑6圈。累計里程可繞地球一圈半。當被質疑參加這么多體育活動是否耽誤學習時，老先生脫口說道：“我們老校長講：‘A strong mind in astrongbody(健全的頭腦只寓于健康的身體之中)’。像這樣的警句我們一輩子都忘不了。我在校期間的所有的功課都在95分以上。”

　　匯文重視體育，源自古希臘的傳統，這也是西方現代教育精神的重要內涵。在校長高鳳山看來，重視體育的意義不僅是為了練就一副強健的體魄，更重要的是為了塑造堅毅、勇敢、頑強、大度、樂觀和自信等優秀的人格素質。

　　在匯文校友會創辦的會刊上，不少老校友寫文章，深情地回憶起在匯文讀書時養成的堅持體育鍛煉的習慣，從而才使他們在后來坎坷的人生中經受住了種種考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寧幌先生從匯文小學一直上到匯文中學，“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他自嘲，如果不是在匯文時打下了強健的身體基礎，挨批斗時根本扛不下來。與寧幌先生同屆的世界華裔建筑大師林同炎先生90歲時還自己駕車去事務所上班。1934年畢業于匯文的天津美院教授穆家麒，去年被評為“北京市健康老人”。他總結自己之所以活到90多歲，還能有這樣一副好身體、好腦子，完全得益于早年打下的基礎……這些匯文學子每每憶及少年時光，莫不感念母校。

　　融匯中西 兼收并蓄

　　匯文中學的前身是匯文書院。當時之所以取“匯文”二字，即有融匯中西文化精華之意。這既與19世紀末清政府開科取士、兼試西學的時代背景有關，也與學校的創辦歷史有關。1871年美以美會在中國設立教堂附設蒙學館時期，其教學內容即“課以四書圣經諸籍”。發展到1884年的懷里書院時期，時任校長的美國牧師白雅各博士，進一步申明“舉凡一切重要學科，多用西文教授，蓋欲諸生之學貫中西，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輸調和者。”

　　1926年，高鳳山作為匯文第一任中國校長接任后，毅然在學校取消了圣經課，但“融匯中西”的宗旨卻得到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貫徹。

　　當時的匯文主政者深知：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是一個人的立身之本。匯文是一所辦在中國土地上的教會學校，她要培養的是能夠為20世紀中國社會服務的人才。而這樣的人才，首先要熱愛自己母國的文化。

　　匯文當時分文科、理科、商科和教育科四科。校長高鳳山親任文科主任。初中第一學年的國文課程分別為“國文”、“作文”、“書法”三門。

　　“五四”運動之后，匯文國文教材中已有白話文，但相比之下，學校更重視文言文教學。國文教師大多有扎實的文言功底，課文中的文言文多要求背誦。1951屆匯文校友、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學勤先生，至今還記得讀高一時背誦《周易》的種種情景。

　　已故著名書法家、語言學家啟功先生1926年考入匯文初中，是匯文1932屆的商科肄業生。他當年的同窗對他曾有這樣的描述：

　　元伯啟功者，世居舊都，睹其貌，觀其服，知其然也。言語詼諧而恣肆，舉止倜儻而乖僻，見者疑其狂，實則篤信堅貞，愷惻之士，余獨知之焉。每寄意于詩詞書畫，時有慷慨之音，荒寒之韻，流露其間，則可見其不僅愛好已耳。無能遁世，又不能合污同流，故寧學商，所以茍全性命而已。

　　由此可見當時匯文學生文言水平之一斑。據老校友顧景祥先生回憶，匯文國文教師不大用現成的國文課本，而多由自己來選，還有的老師用當時出版的“活頁文選”。匯文講文言文的方法頗接近私塾。他回憶說：“第一節課串講過的課文，第二節上課他(指老師)抽調幾位同學逐句‘回講’，一個字也不放過。同樣，布置要背的章節，第二節課也要抽背幾個人，不許打‘口奔兒’，……就這樣一年下來，每人可扎實背下來一二十篇文章，再升入初二初三就有了基礎。”

　　這種教學特點與校長高鳳山的倡導有關。何純渤先生回憶說：“我念高小的時候就讀《古文觀止》，到了中學寫作文就是四六排聯。我們老校長(高鳳山)提倡文言和白話并重。我進學校半年就體會到這個好處。”

　　何先生一直記得老校長的告誡：“新的東西都是從舊有的東西傳下來的。沒有舊的就沒有新的。”

　　檢索相關史料，人們會發現，這種“新”“舊”相承、“新”中有“舊”，“舊”中有“新”的例子在匯文比比皆是。如國文考試，通常就出一道作文題目，限定一個小時交卷。這也是傳統私塾教育的做法。而作文題目常常是一篇時事評論。這種作文練習有利于學生養成關心社會、獨立思考的習慣，又避免了傳統私塾教育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弊病。

　　中國傳統教育一向重視書法，匯文也不例外。據美術教育家、現年90歲的穆家麒先生回憶：“我們那時的書法課有專門的老師，每周兩節。先學柳公權，練骨架；后學顏真卿，練筋肉；最后學趙孟瞓。”

　　當被問到書法訓練于學生有何益處時，老先生突然提高了嗓門說：“這是美育教育啊！書畫同源。書法是一種藝術，也是傳統文化，練了書法，才懂得美，為審美打下基礎。另外也才能靜下心來，陶冶性情。現在沒有美育，只有‘丑’育。”

　　中國傳統文化崇尚能文能武。如果說習“文”能培養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君子之風，那么習武則為培養剛毅、正直、勇敢的浩然之氣。匯文在體育課之外，每個年級每周都設有武術課。武術教師由出身武術世家的教員擔任。留傳至今的校史紀念冊上的照片顯示，參加訓練的學生清一色中式白褂子，玄色燈籠褲；馬步橫刀，列成方陣，一副頂天立地的氣概。

　　此外，學校還很重視“尊師重道”的傳統，規定學生升入高中后，對任課教師一律稱“先生”。在校園中遇到老師要駐足、鞠躬。

　　扎實的文科教育，使得學生耳濡目染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從而扎下了自己文化上的“根”，并確立了安身立命之“本”。有了如此的“根”和“本”，才有可能更好地吸收外來文化。

　　匯文當時的英文課程分別為“英文文法”、“英文名著”、“英文會話”三門。通常由外籍教師教“英文會話”，中國教師教“英文語法”和“英文名著”。英文文法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初中英文課上中英文混合授課，高中英文課堂上則全部采用英語授課。據老校友回憶，初中英文名著選讀的有《神燈記》《魯濱遜漂流記》《亞瑟王》《羅賓漢》等。高中英文教材則選用莎士比亞的《麥克白斯》等。要求兩個星期寫一篇英文作文，并要在課堂上公開朗讀，請同學相互指正，最后由老師當堂評點修改。

　　當時英文教學的特點是口語、作文、文法、翻譯并重，并要求中西兩種語言比照使用。1948屆校友陳國新先生回憶，教英語語法的楊建章老師對學生要求格外嚴格，他要求學生將《紅樓夢》中的片斷翻譯成英文，并讓學生翻譯李白、杜甫、蘇軾等人的詩。

　　除了英文課之外，匯文高中的生物、化學、數學、物理及外國歷史、地理等課程的教材全部采用英文原版，完全秉承了懷里書院時期定下的“舉凡一切重要學科，多用西文教授，蓋欲諸生之學貫中西，為他日中西文化之灌輸調和者”之宗旨。

　　在這樣嚴格的訓練之下，匯文學生高中畢業后大多已具備良好的英文閱讀、寫作、會話及翻譯能力，考大學時數理化試卷可以使用英文答題，入大學后基本可以免修英文。中國科學院院士賈蘭坡先生于1929年匯文初中畢業后再沒有上過學。他后來在研究動物化石工作中，便是靠在匯文打下的英文基礎，啃完了倫敦出版的原版《哺乳動物骨骼入門》一書。

　　匯文的中西融合還滲透在校園生活的諸多細節中。當年學校醫務室的病歷要用英文書寫，運動場上打籃球時裁判發令要用英語，連報分數也用英文。期末考試時教務主任在大會上對大家講：“你們不要作弊，上帝在上面看著你們呢。”連匯文的課外活動也呈現出中西融匯的色彩：學校有陣營強大的國劇團(京劇社)和國樂隊，也有西樂隊和話劇團。話劇團能用英語演出莎士比亞的戲劇。每當圣誕前夜，同學們成群結隊秉燭到住在校園中的校長和老師家門口唱圣詩祝賀，過后每人必抱回一大包花生糖果之類的禮物。

　　透過這些依然活在親歷者心中珍貴的歷史細節，我們依稀可以看到，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匯文校園里，中西兩種文化，水乳交融、相映生輝，從而形成該校別具一格的美麗與風華，并積淀為匯文特有的傳統與風范。

　　得天下英才以教之

　　一所好學校總是與一流的師資聯系在一起。匯文當然不例外。

　　匯文由于辦學資金充足而穩定，故所聘之授課教師，皆為一時之極選。1918年匯文大學部遷出，除原匯文大學教授仍留校授課外，新進之教師多為擁有博士學位的留美學子。

　　高鳳山先生接任匯文校長后，更是不惜重金延聘師資。其時該校的師資陣容堪稱“豪華”。教師多數畢業于燕京、北大、輔仁、師大，很多教師同時都在大學兼課。如該校的國文教師李戲漁，同時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兼課。與李戲漁同時的國文教師鄭騫先生，上世紀50年代后赴臺灣任臺大教授。國文教師白序之先生為“文學研究會”的成員。而英文教師金振華先生，原為中國駐日內瓦領事，回國后任燕京大學教授，兼教匯文英語。物理教師張佩瑚先生同時兼任北大物理系副教授。綽號“生物侯”的侯恩炬先生，上世紀50年代后到北師院做了生物系主任。化學老師于一峰先生，授課使用的是自編的《化學計算法》。主講代數課的劉開祥先生當時在匯文講授高中三年的五門數學課，包括平面幾何、立體幾何、解析幾何、三角和代數。他后來被調往北大數學系任教。

　　1949年東北解放后，一批優秀教師被高鳳山校長延聘到匯文。其中便有當時在數學界號稱“東北三杰”中之“二杰”：閻宅仁、高慶恩。

　　如此“豪華”的陣容，即便放在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學里也毫不遜色。而事實上，1952年后，相當一批匯文杰出的教師，皆已成為許多大學教師中的翹楚。

　　在當時的匯文，即使是一些“副科”教師也非同凡響。音樂教師楊榮東先生，早年畢業于燕京大學西語系，選修音樂系。在匯文教過英文課，后改教音樂課。匯文與別的學校不同，到了高一、高二仍開設音樂課。音樂課教材都是楊榮東先生自己編寫的。1935年匯文的校歌，便是他根據勃拉姆斯的《學院序曲》改編的。

　　武術教師徐良驥先生是著名的連環門武術家，同時兼任燕京大學武術教師。美術教師陳啟民，是曾為西太后畫過肖像的美國畫家卡爾的弟子，也是蔡元培當年在北京成立的美育研究會的繪畫指導老師。匯文校友穆家琪先生就是受其影響從此迷上了美術，后來成為卓越的美術教育家。

　　匯文的教師還有一個特點，即多才多藝。教化學的崔文治老師不但課教得棒，同時還精通民樂，笛子和簫樣樣精通，琵琶彈得更是出眾。他是匯文國樂隊的總指揮。有時一堂化學課講完后還剩一些時間，他便拿出琵琶為學生們即興彈上一曲。體育老師黃健，不僅精通本業，同時還是一位男高音歌唱家。在北師大體育系讀書時曾選修聲樂，開過多場獨唱音樂會。

　　在匯文，即使是課外活動的校外指導老師也都不同凡響。學校國樂團指導老師王義山是當時名聞華北的笛子大師，曾給梅蘭芳和昆曲大師韓世昌吹過笛子。

　　正因為具備如此優良的辦學質量，使得匯文蜚聲國內外，吸引了全國22個省市，乃至海外眾多的學子負笈前來。正如校歌中所唱的：“四方學子負笈來，東南西北萃一堂。”

　　據匯文校友會不完全統計，匯文的校友中間先后產生了22名院士。賈蘭坡、瞿同祖、王大珩、盧肇均、王忠誠、李學勤等，其中包括外籍院士林同炎。還有一代國學大師、教育家、書畫家啟功先生，京劇大師黃桂秋，作家邵燕祥等。

　　“最自由不過的國度”

　　1926年3月，高鳳山先生任校長后，次年即呈報教育部備案，開教會學校在中國政府立案之先河，并遵部令改為“京師私立匯文中學”，不久即改為“北平私立匯文中學”。之后又逐步取消了有關宗教課程，不強制學生信教，提倡信仰自由，并統一于部頒教學計劃，自此脫離教會控制，自主辦學。

　　在學校管理制度以及各項措施上，高鳳山校長一貫堅持民主開放的辦學風格，學校采用董事會制。學生自治會完全由學生民主競選。學生伙食由學生自行選出的膳食團管理。校內合作社、小賣部、溜冰場等全部由學生管理。何純渤先生當時是學生會主席，據他回憶，就連1935年修建學校體育館的賬目也由學生管理。

　　在匯文全盛時期，全校各種社團多達30幾個，有壁報社、讀書會、合唱隊、話劇團、京劇團、國樂隊、西樂隊、書畫社、運動隊等。學生們還自己捐資于1929年創辦了義校，其中的校長、教務主任、教師全部由高中學生擔任，招收附近貧苦兒童就讀，自初小至高小共六個年級，學生多達200余人。時為義校校長、現為華東師范大學地理系教授的劉樹人先生還記得，當時與同學們敲鑼打鼓去學校附近的居民區招生的情景。其中一些義校學生至今仍與他保持著聯系。

　　匯文為開闊學生眼界，活躍學生思想，每周都設周會，邀請當時一些社會名流和專家學者來學校作講演，其中有胡適、馮友蘭、張奚若等著名學者。此外，她們還邀請美國專家來校演講，由校長和教務主任先生親自擔任翻譯。

　　1947年，高鳳山校長接受學生建議，邀請一位進化論專家給學生講人類社會進化的情況，其中講到宗教的起源，在教師和學生中引起宗教與科學問題的爭論。對此，1948屆畢業生曹國平先生記憶猶深。他記得高校長當時說：“我們請人家來講，就不能限制人家的自由。我主張言論、集會、信仰自由。學校一不能有政治色彩，二不能有宗教色彩。學校雖然是教會出資辦的，但學校并不是為了培養基督徒，而是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地方。二者不能混淆。”

　　匯文的這些舉措，不但發展了學生的才能，也為學生創造了一個開放自由的環境。當時的學生曾這樣描寫：“的確，在匯文校內，是個最自由不過的國度了，里面住的人可以盡量的無論在行為上，或是思想言論上都可以各走各的路，誰也不去干涉誰，誰也不想驚擾誰，并且能使這院內的事事物物每條路都走得通順——也許這就是匯文的神秘點。”

　　永遠的鐘聲 永遠的校園

　　在許多與匯文有關的資料上，都印著一口銅鐘。在匯文學子心目中，這口鐘就是老匯文的象征。

　　據考證，校鐘鑄造于光緒二十三年前，原為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教徒贈送北京亞斯里教堂的，后送給匯文做校鐘，故上面存有英文銘文。

　　當時匯文打鐘上課，敲梆子吃飯。上課敲三下，下課敲四下，早上起來則打亂鐘。所謂“打亂鐘”，便是不計次數，打多少下沒有規定。在不少老校友的回憶里，老校鐘的鐘聲最牽動他們的魂魄。1959屆校友彌松頤先生曾這樣寫道：“說起鐘表來，在匯文，最大的莫過于一進校門的那口最能振奮人心的、準確指導全校師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校鐘了。最近我見到從巴黎回來探親的校友龐金生同學。龐兄還清晰地記得當年老翟同志打鐘時的情景：一手捂住耳朵，把頭一偏，一手捉住鐘錘，‘當！當！當！’清脆的鐘聲立刻在匯文上空飛揚起來。校內讀書的士子們，隨著它，調節一天的生活節奏。”

　　1950屆老校友劉樹人先生最懷念的是冬天清晨的108下鐘聲。他說那時有的學生貪睡，數九寒天宿舍又關著窗戶，敲鐘的翟師傅就不歇氣地敲，足足敲了108下。從此這108下鐘聲便永遠銘刻在他們的記憶深處。

　　匯文校鐘還是匯文愛國傳統的見證。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何純渤先生回憶說：“1935年12月10日,我們去敲校園里的大鐘，宣布罷課。”

　　翟瑞燾師傅是匯文最后一個敲鐘人。他于上世紀40年代早期進入匯文當校工，負責敲鐘，直到1963年離開匯文。2007年年底，我曾去看望過這位94歲高齡的老人。老人聽說是為了解匯文的事情找他的，非常高興。提到高鳳山校長，老人口氣里充滿敬意。翟師傅說：“人家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樣。”老人還講起匯文校鐘的一件趣事：當時同仁堂的一個少爺在匯文念書，有一次一時興起敲了幾下校鐘，被翟師傅撞見，過去給了兩巴掌。老人的口氣充滿莊嚴：“這鐘哪能亂敲的啊！”

　　匯文校鐘也曾死里逃生。“文革”時，校鐘被紅衛兵當成“四舊”扔進了廢銅爛鐵堆里。匯文體育組的王德重老師發現后，冒死把它藏了起來，直到“文革”結束后，重新歸還給匯文。

　　著名物理學家王大珩校友動情地說：“匯文的鐘聲特別好聽，它的頻率是人耳最敏感區，聽起來很清脆，不像有的大鐘太低沉。因為匯文校鐘里含銀量大。”

　　1959年，匯文從原址東城區船板胡同1號搬遷到現在的崇文區培新街6號，匯文校鐘從此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讓位于新式的電鈴了。但是，在那些畢業于1959年前的老校友心中，匯文鐘聲已經成了一支永不消逝的旋律。

　　如果說匯文鐘聲是匯文學子心中一支永不消逝的旋律，那么，當年匯文校園便是匯文學子心中永久的伊甸園。

　　當時匯文校園占地200多畝，座落于北京東城區船板胡同1號，即今北京火車站所在地，緊鄰明城墻。校園主要建筑于19世紀初期落成，有教學樓安德堂，學生宿舍德厚齋、德本齋，高林齋，又稱東樓、西樓、北樓。這些建筑加上1935年落成的體育館和祥和圖書館，形成一組具有鮮明風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其格局莊嚴、肅穆、大氣、典雅。匯文的學生這樣描寫他們心中的伊甸園：

　　“從南校門一步進校園，眼前就立刻展開一片大花園，繁花似錦，四周圍環繞著茂盛的林蔭，樹叢后面掩映著幽暗的校舍。走進校園仿佛我的呼吸都變得深沉了。

　　“校園西北端的學生宿舍，是以新月形環繞著‘安德堂’教學樓的。東樓、西樓、北樓組成的宿舍群，像三兄弟一樣，用他們粗壯的身軀，阻斷著市井的喧鬧，呵護著校園的寧靜。

　　“隔著郁郁蔥蔥的西操場向南望去，祥和圖書館像是孤島上的一座樓閣。濃濃的綠蔭簇擁著它在旁逸斜出的枝蔓映襯下，更顯出一種縹緲虛幻的境界。……夜幕降臨。遠處，靜校的鐘聲在空蕩的校園里回響，像對學子智靈的洗凈，也像在朦朧的月色中搖你入夢。”

　　其中，最美輪美奐的自然屬教學樓安德堂。安德堂建于1904年，為紀念匯文第三任美籍校長李安德先生而命名。樓高三層，能容納全校六個年級共1000多名學生。我在學校紀念冊上看到一幀攝于上世紀30年代初的安德堂全景照片，盡管已經漫漶不清，但還能見出整座建筑殿堂般的恢宏氣勢。照片下方題寫著：“吾愿‘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以喻于人。”

　　該文引自《莊子》，為當時匯文學子題寫，展露出一代匯文人“開文化接青黃，萬國精神齊陶冶”的襟懷意氣。1959屆校友、后畢業于清華大學建筑系的呂弘毅先生曾這樣寫道：“匯文中學老校園的主樓是一座西洋古典建筑，在一片灰色低矮的京城四合院的背景中悄然而立，它帶來的建筑感染力可謂別有洞天、別具一格、別有一番滋味。就其建筑形式而言，它的西方情調，似乎含有濃厚的科學‘新異’沉思、瑰麗的文化信息，因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莘莘學子們。它的造型來自異國他鄉，卻不是出于獵奇和商業噱頭，沒有市俗游樂的性質，反而以一種肅穆、嚴謹、莊嚴、堅強的風格，有助于優良校風的形成。”

　　呂弘毅先生還告訴我，老匯文校園的建筑風格近似于清華園，有著很高的建筑史價值。

　　也許所有過于美麗的事物都不易長存。1959年匯文搬遷后，大操場成了北京火車站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校舍被分割給附近的兩所學校。校友李增祥先生曾于上世紀90年代初回到匯文舊址探尋，發現當年那個美麗的校園已不復存在，安德堂早已面目全非。目睹此景，老人感到“內心有焚琴煮鶴之痛”。 (王麗)

　　(謹向所有為寫作此文提供幫助的匯文校友致謝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