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陳出“新”還是扼守底線

　　思 引

　　前陣子，“史上最牛碩士論文”炒得沸沸揚揚。網上有人對“最牛”封號還頗為較真，聲稱與學術期刊網上所見一文相比，其拷貝程度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單論剽竊手法，“牛文”伎倆實在拙劣，唯獨抄襲倒還算得上“光明磊落”，一目了然。很不幸，一“俊”難掩百丑。違規手段的推陳出“新”同樣可恥，諸如為達預設結論不惜竄改實驗數據、轉譯國外論著據為己有、嫁接多個版本推出新譯作等等。究竟，“羞惡之心”是人皆有之，還是早已遭遇了塵染？

　　孔子曾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概要說，只有通過德禮而非政刑的手段，才能使人心生可恥，從而實現自我行為約束。這一道德理想注定幻滅于禮崩樂壞的時代。事實上，我們不難發現，道德通常對人提出上限要求，而法律則以保證人們行為的底線為先。因此從較為務實的方面出發，人們心中最低限度的恥感首先需要法律底線的確定和保障。

　　同樣，學術規范的底線是學術共同體認同的下限。研究者最低限度的恥感依賴于對學術規范底線的自覺和自律。然而之所以屢屢有人不惜鋌而走險，姑且不論生存壓力使然，很大部分原因在于，除了行為成本過低，還有共同體內部行為失范的普遍化。這時更需要學術批評的氛圍，以強化底線意識。扼守底線，謹防越界，才能有所創新，否則，即便標“新”立異，也難經得起真正的實踐檢驗。

　　臭豆腐畢竟是臭豆腐

　　魯 寧

　　在西方油畫中，不少描繪亞當和夏娃的作品里常有樹葉遮住了二人私處。正是這小小的樹葉，讓我們看到亞當和夏娃“人”的意識的覺醒———人有別于動物，人有羞恥感。含羞草會像人一樣“羞澀”，常為人們賞玩之余津津樂道。哪天小孩子害羞，謝絕大人幫助要自己洗澡了，父母莫不高興孩子又長大了。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人們隨地吐痰，甚至公然大小便，可是隨著文明的進步，在公共場合隨意喧嘩、抽煙等等，都已被認為是羞恥。可以說，羞恥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象征，是人的文明素養的體現。

　　然而，近年來社會上有些現象讓人匪夷所思。有的演員不惜一脫成名，以“曲線”為賣點，不求演藝演技，只為博得眼球。有些作家搞起了“身體寫作”，淋漓盡致地袒露私密空間，不求以文化人，但求版稅稿酬。一些官員理所當然做起了“父母官”，頤指氣使，徇私謀利。某些學者奉行“拿來主義”，肆意剽竊他人成果，甚而“酒精考驗”爭取課題經費，然后雇傭他人研究，再堂而皇之地將成果據為己有。此外，還有這“門”那“門”，常常不堪入目……此般種種，不得不令人反思，我們的恥感文化去了哪里？

　　臭豆腐很有名。聞著臭，吃起來香。店堂小巷，幾乎都能聞到臭豆腐的誘人味道。然而，人如果為名利而不顧臭，甚至追腥逐臭，卻不會像臭豆腐那樣聲明遠揚，遲早會東窗事發。那么，提高“以臭謀利”的成本，或許有望減少或阻止這般“臭豆腐現象”。

　　是非曲直不可混淆

　　咕 咚

　　我國傳統文化歷來看重知恥精神。“恥感”心理早已積淀成一種文化，深刻地影響到了歷朝歷代包括恥辱刑在內的國家制度的設計。我國古代的思想家十分重視榮辱的觀念，“不知榮辱乃不能成人 ”、“寧可毀人，不可毀譽”、“寧可窮而有志，不可富而失節”等等格言警句，都說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將榮辱放到了與人格一樣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這種榮辱感也與國家興亡聯系在了一起，清末大學問家龔自珍就曾說過，“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

　　可是，當今天商業大潮襲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越來越好的時候，社會不良風氣卻似乎漸漸“活躍”起來。不得不說，在一些地方確實存在“榮”“辱”顛倒的情況：大家都有豪車，我沒有，則我“恥”；大家都有豪宅，我沒有，則我“恥”；大家都把子女通過關系送往國外讀書工作，我辦不到，則我“恥”……

　　榮與恥的觀念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僅影響著社會的風氣，還體現著社會的價值導向，標志著社會的文明程度，如若顛倒，后果恐怕會很嚴重。“八榮八恥”的提出和前不久的基層干部進京大培訓，都是要讓人們清醒地認識到，是非曲直不可混淆，恥感精神不能丟掉。

　　沒有中間道路可走

　　何 林

　　昨天去看了一部小劇場話劇，名叫《如果我不是我》。劇中有句臺詞：“生活，要么堅持，要么妥協，沒有中間的路可走。”

　　網絡上，從“范跑跑”到“周逃逃”，從“躲貓貓”到“欺實馬”，社會的公序良俗和道德準則正慢慢被“修正”。我們表彰模范，都要正面宣傳加引導。記得有一位模范法官譚彥，介紹他的事跡中這樣寫道：“處處以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嚴格執法，不徇私情，清正廉潔，從不接受吃請，不辦關系案和人情案，僅 1994年拒禮拒賄就達6000余元，拒吃請15人次，成為一名鐵法官。”但是，這些對于一名法官來說不是正常的職務要求嗎？

　　由此想到我們民族“知恥而后勇”的文化深根，近來似乎越來越難覓蹤影。為什么一位法官達到正常職務要求會被宣揚？這樣的例子不少，這樣的宣揚也十分熱鬧。而這卻恰恰反過來說明我們的贊美標準在降低，我們的“恥感”缺失到一定程度了。

　　東方文化向來含蓄、害羞，可在當今中國，害羞越來越稀有了。我們有些文化形態越來越粗鄙，語言越來越粗鄙。與此同時，羞恥感已漸漸不能調節我們的內心與行為。

　　要知道，恥感的道德本質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勵，是推動人們在道德上自強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恥感文化”當然需要回歸，不能妥協，也沒有中間道路可走。而解決恥感丟失、底線失守的問題，責罰只是治標之計，治本的關鍵仍在于如何讓公眾擁有平衡的社會心理與符合道德基準的社會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