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一起抄襲事件
考慮再三,周澤還是帶著一摞材料來到中國青年報社。他一進門就說:“我看到你們最近‘曝光’論文抄襲的力度很大,我發現自己的一些論文也被抄襲了”。
周澤,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與傳播系副教授,律師。2006年,因率先質疑養路費為“違法征收”,他被《南風窗》雜志評選為“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2008年,他又當選《南方人物周刊》評選的“2008青年領袖”。
“這是別人抄我的文章,這是我原來發表的文章,你看這里面的黑體部分,都是被抄襲的內容。”周澤從隨身的包中取出一摞共四份材料,擺放在筆者面前,一邊翻頁一邊比對涉嫌抄襲論文和原文的雷同之處。
筆者注意到,被指為抄襲的文章題為《不是卸責更非抵賴——試論“文責自負”和媒體的責任》,發表在2005年第5期的《新聞記者》雜志上,作者周立華當時是廈門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周澤告訴筆者,他在1998年開始關注新聞官司中媒體被判敗訴后紛紛喊冤的現象,并在1999年撰寫了相關文章,后發表在《法制新聞界》上。當時,《法制新聞界》是法制日報社的一份內刊,后來他又于2001年將文章發表在法制網上,題為《案件透視:新聞官司媒體為何多喊冤?》,全文約1.5萬字。該文章后來被新浪網、《人民法院報》、《民主與法制》等媒體全文或部分轉載。
筆者經認真比對后發現,被指為涉嫌抄襲的《不是卸責更非抵賴——試論“文責自負”和媒體的責任》一文共3000余字,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內容和《案件透視:新聞官司媒體為何多喊冤?》一文中的部分內容雷同。其中,部分語句完全一樣,還有一些語句只是在個別用語或語序上存在差別;而在文章后的注釋部分,并沒有提到周澤的那篇文章。
周澤告訴筆者,他在2005年就發現了此事,并給廈門大學發去了傳真進行維權。他還與周立華碩士階段的導師取得了聯系,被告知當時周立華正在攻讀博士學位,是節選了其碩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單獨成文后給雜志社投的稿。導師還代他的學生向周澤求情,說這個學生很不容易。2005年6月 21日晚,周澤先后收到了周立華的兩條短信,就文章抄襲之事向他表示歉意。其中一條短信寫道:“周老師,真的對不起!謝謝您給了我改過上進的機會,也謝謝您給我上了深刻的一課!以后我會更踏實認真地為學為人。”但此后周立華再未與周澤聯系,周澤也暫時擱下了此事。
最近,周澤看到《中國青年報》報道了許多論文抄襲的事件,有學生也告訴他在準備論文開題時發現他的論文被抄襲,這促使他回過頭來重新審視4年前發生的那起抄襲事件。
不能“正本清源”就會“以訛傳訛”
今年6月,周澤通過他的學生找到了涉嫌抄襲者周立華的碩士學位論文。在看完該論文后,他感嘆,“沒想到抄了那么多!”
周立華這篇涉嫌抄襲的論文,題為《社外來稿的文責探析》,是廈門大學2004年的一篇新聞學碩士學位論文。據周澤介紹,他在中國期刊網上并沒有找到這篇論文,而是通過他以前的一位學生幫忙,從廈門大學的圖書館中查到的。
筆者注意到,論文的第一頁是“廈門大學學位論文原創性聲明”,聲明寫道:茲呈交的學位論文,是本人在導師指導下獨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論文寫作中參考的其他個人或集體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確方式標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擔由此論文而產生的權利和責任。作者周立華的簽名時間是 2004年6月4日。論文第五章的小標題是“對幾個問題的思考”,其中第三部分是“新聞真實、法律真實、客觀真實在新聞侵權訴訟中應區別應用”。筆者認真比對了該部分內容與周澤的原文,發現該部分對新聞真實、法律真實、客觀真實等概念的界定與周澤文章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僅有個別字詞的增刪,而該部分選用的案例和相關論述,也與周澤原文的內容雷同。筆者還注意到,在該部分涉及的8個頁面(第47-54頁)中,僅有1個腳注(第53頁),且不是周澤的文章。而在論文的參考文獻頁面(第59-60頁),也沒有周澤的名字。
周澤告訴筆者,他在2005年的《新聞記者》上發現抄襲文章后,雖然很生氣,但考慮到該文章只抄襲了1000余字,只占原文的 1/15,因此沒有繼續深究。但后來找到這篇碩士學位論文后,發現該論文第五章的第三部分,大量抄襲、改編他的原文,并且沒有在注釋或參考文獻中進行標注,這讓他感到這篇論文的抄襲程度“超出了可以容忍的范圍”。
“一些關鍵概念,比如對‘新聞真實’、‘法律真實’和‘客觀真實’的界定,都是我個人在收集分析大量案例后進行抽象總結的獨創性成果,在他的碩士論文中就被直接拿來用了。還有一些案例,一般人可能不會注意到當時發生的這些不起眼的案例,也被直接拿來用了,最多就是改動了一些詞語和語序……這些內容都沒有標注出處。”周澤說,“原先他給我發短信的時候,只是說發在《新聞記者》上的文章確實是抄襲的,做得不對,但并沒有告訴我他的碩士論文中也存在抄襲,而且抄了那么多,將近我原文的50%。”
采訪過程中,周澤撥打了當初給他發致歉短信的那個電話號碼,但接聽者稱自己不是周立華。6月21日下午,筆者撥通該號碼后,也被告知“打錯了”。
巧合的是,有學生在準備碩士論文開題報告時,也發現許多論文抄襲了周澤之前的文章,便把相關的文章發給了他。周澤索性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里建立了一個文件夾,命名為“剽竊論文”,其下又分別建立“局部抄襲”、“巨幅剽竊”、“完全剽竊”、“引證不規范”等若干子文件夾,將搜索到的涉嫌抄襲的論文一一歸類。
筆者看到,在“巨幅剽竊”文件夾里,除了前面提到的周立華的碩士學位論文外,還有一篇題為《新聞輿論監督與司法審判的關系》的碩士學位論文,作者是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2005屆碩士研究生洪黎。而在“完全剽竊”文件夾里,則是一篇刊載于2008年第8期《華商》雜志的題為《新聞失實的侵權行為思考》的文章。在其他文件夾里,還有10余篇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據周澤介紹,除了對“新聞真實”、“法律真實”和“客觀真實” 三個概念的界定外,他對“三公原則”的介紹,以及關于媒體和司法關系的論述也是被抄襲的主要對象。
周澤擔心,抄襲或引注不規范等學術不端行為會導致“以訛傳訛”。“別人看到后可能會認為是我在抄襲呢”,他感嘆,如果不進行“學術打假”,不能對相關的智力成果進行“正本清源”,很可能今后得通過歷史學家的考證才能還原一些概念的原始出處。而幫助周澤收集涉嫌抄襲論文的一位研究生也告訴筆者,她目前正在準備論文開題,查閱文獻時發現從中國期刊網數據庫中下載的很多論文都似曾相識,內容雷同,也不知道誰抄誰的。而當被問及對前一陣披露的“史上最牛碩士論文抄襲”的看法時,她說,“這種抄襲太低級了,更多的(論文抄襲)是東抄抄西抄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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