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無狀元”的試水,提示什么
在各地津津有味談論“今科狀元”的時候,江蘇省卻一反常態,取消了今年高考狀元排名,排在全省前100名的考生在分數條上不顯示位次。通過名次“隱身”即便是考全省第一名的也不知道自己就是“狀元”。
許久以來,每逢高考季節,各地的狀元都會成為當地媒體熱烈炒作的對象,人們追逐的熱情不亞于對待“快男超女”。此番“高考無狀元”的試水,是冷靜對待一紙考分的好開端。
罷演“高考狀元劇”蘊含深意
趙 勇
在很多人眼里,一場沒有了狀元的高考,就等于一部沒有高潮的電影,乏味得很。但高考終究不是電影,高分考生也沒有戴上狀元帽取悅觀眾的義務。他們需要的,或許只是成績揭曉之后的寧靜。往年高考狀元被輿論搞得不勝其煩的事情,我們已經見得太多。
取消高考狀元排名,單獨告知名次,對考生和家長來說,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尊重。往大了說,取消高考狀元排名,當然也是符合“不炒作分數唯一論”這一教育理念的。
我記得教育部曾經不止一次發文要求各地不要炒作高考狀元,不要搞高考狀元排名,但似乎收效不大。在輿論強烈的好奇心之下,在學校借高考狀元揚名的現實利益之下,“高考狀元劇”依然年復一年地演了下來。這次江蘇吃了只螃蟹,這個螃蟹吃得好。事實上,新浪的一個調查很能說明問題:在這個調查中,有超過70% 的受訪網民支持江蘇取消高考狀元排名,他們認為,高考分數只是學生綜合能力的一部分,炒作狀元會偏離選拔人才的本意。
我們一直都說,全社會要以平常心對待高考,要對“分數唯一論”保持警惕。這么說來,“高考狀元劇”的息演,真是一件值得高興一番的好事。
當然也會有人很不高興,尤其是那些憋足了勁想借助高分考生和高考狀元大做廣告的學校,心里面肯定是空落落的。
但這種失落對教育的平常心和均衡發展,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每年高考過后,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門總要嚴禁學校搞高考成績排名,但學校高考成績排名仍然愈演愈烈。
現在好了,教育主管部門帶頭罷演“高考狀元劇”,這招釜底抽薪比什么都管用。接下來,如果“高考狀元劇”能由教育部門帶頭堅持罷演下去,“狀元情結”和“唯分數論”就有了漸漸拔除的可能。
誰讓何川洋成了“快男”
何 林
最近見諸報端最多的“90后”當屬何川洋莫屬了。這個重慶文科狀元還沒來得及為自己的高分慶賀,“更改民族成分”的丑聞一下子就把他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而對于一個剛剛成年的孩子來說,這幾天的經歷太過戲劇和突然:先是東窗事發父母革職,再是被他的唯一志愿北京大學取消錄取資格,隨后港大也在審核后作出不錄取決定,而除此之外一場針對于他的大討論全面展開。可事實上,在重慶“改族”造假的31名學生中,只有石柱縣副縣長之女和狀元何川洋被公開,剩下的 29名都諱莫如深。
何川洋自己恐怕也想不到,14歲那年改了民族成分對他未來的人生究竟意味著什么。
我贊賞公眾的輿論監督,但是誰都不能對一個孩子枉下重罰,甚至對一個家庭重復懲罰。這狀元的身份實在太過吸引眼球,就算沒有丑聞,也必將是媒體的狂熱追捧對象,更不用說還是個“污點”狀元。于是,何川洋比“快男”還“快男”,成為一出生活秀的主角。
在這個幾乎渴求成功,對榮譽抱有極大勢利的現實社會中,媒體的新聞娛樂化傾向愈演愈烈,把報道高考狀元的逸聞也當成一場“秀”。有電視臺傾力打造狀元專題,有報紙深度剖析狀元成長史,有雜志做封面獨家專訪……
而我想說的是,請放過何川洋和那些拔得頭籌的孩子們,還他們一個寧靜的假期。江蘇今年“隱身”狀元的方法,就很好地規避了媒體的熱炒。
最后,對于何川洋事件,我還想再說一點。他的分數沒有造假,確實是重慶的文科第一名,不能因為他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狀元”,就加重對他的懲治。我相信這是一個對未來充滿希望和理想的青年,那我們就用人性化的教育再給他一次機會吧。
“明年再也不會給狀元名單了!”
包麗敏
盡管民間屢有聲討,教育部門也承認這些做法弊大于利,但對高考狀元的“膜拜儀式”早有它固定因循的模式,每年都會熱熱鬧鬧排演一回。很難說清,究竟是媒體引導了公眾,還是媒體迎合了公眾,最終發酵釀成這種深深植入社會心理的“狀元情結”。但有一點可以明確,假如真的沒有了狀元,那么學校恐怕要失去證明其辦學有方的有力論據,不能以此作為招牌吸引生源滾滾;媒體無法再以“狀元”二字賺取發行量、收視率和點擊量;商家失去了以此為噱頭的廣告收益;某些干部恐怕也只能從政績上劃去那漂亮的一筆……這樣一條利益鏈,怎能少了“狀元”?
“高考狀元”———我指的不是那些鮮活而具體的孩子,而是這個符號,已然成了我們這個社會染上的一種癮。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種癮并非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高考狀元”已經不再是才識的象征,而往往只是分數的英雄。
但從幾個原本宣布不對外公布第一名考生信息的省市教育部門最終被“破戒”的遭遇來看,這個社會是多么沉溺于這種癮而無法自拔。
只要分數仍然是這個時代的圖騰,仍然是絕大多數求學者的唯一通行證,那么“狀元崇拜”毫無疑問還會繼續下去。
但無論如何,在今年這個狀元季節里,人們看到了少數省市的姿態和努力,嘗試一種“假如沒有高考狀元”的可能。我相信他們也未必以為這樣的措施真能奏效,但至少不吝于顯示決心,正像廣東省教育考試院院長楊開喬在新聞發布會最后強調的:“明年再也不會給(狀元名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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