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孩子的問題永遠關乎未來。當身居都市的人們在為孩子怎樣才能享受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而煩惱時，“農民工子女”——這個我們熟悉而又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群體，正在渴望著父親愛母親疼，期盼著能有一張安穩(wěn)的書桌，在汲取知識的同時，享受心靈的潤澤。

　　隨著城市化進程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社會不復存在，我國進城農民工數量已超過2億人。這2億人的背后，有7000多萬他們的孩子，這其中包括跟隨父母在他鄉(xiāng)的1400多萬隨遷子女，5800多萬留守兒童，其中4000多萬年齡在14周歲以下。他們一邊連著鄉(xiāng)村，一邊連著城市；一邊連著艱辛，一邊連著希望；一邊連著昨天，一邊連著明天……要為這7000多萬名孩子守望美好的明天，讓他們充分享受受教育權利是最重要的一環(huán)，因為教育的重要意義怎么提都不過分。然而，發(fā)生在農民工子女身上的有關教育的故事如此沉重，以至于每一個思考這個問題的人的心情都不會輕松。

　　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成為現時期我國義務教育新的難點和薄弱環(huán)節(jié)。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努力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然而，隨遷子女難以融入公立學校，打工子弟學校問題多多，初中畢業(yè)基本是城市容留他們接受教育的極限；眾多留守兒童普遍存在學業(yè)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親情失落、安全失保等問題。這一系列問題是城鄉(xiāng)二元結構背景下的產物，解決起來不可能一蹴而就。

　　推進城市化與保障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益的雙贏，應該成為全社會不懈的追求。關注這一群體，正是我們報道的初衷所在。從今天起，本版推出《聚焦7000萬農民工子女教育現狀》系列報道，聚焦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上、下篇)、高中教育、留守兒童教育現狀，敬請讀者關注。

　　對于這些流動兒童而言，初中畢業(yè)就是這個城市容納他們的一個極限。

　　“以公立學校為主”在相當多的城市難以實現，如何讓這些孩子真正融入城市已經是很大的問題。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子女距離公立學校漸行漸遠。

　　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學校，取得政府審批的僅有60所左右。義務教育經費本來是國家承擔，但是大量未經審批的打工子弟學校是享受不到這筆款項的，孩子都要繳納學費，這對收入微薄的農民工家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一個地方要被開發(fā)，往往意味著在那里蝸居的農民工就要離開，農民工子弟學校也會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遠更偏僻的地方上學。

　　有這樣兩組數據，一組的數字越小，幾乎就表明另外一組數字越大。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發(fā)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從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國經歷了120年，德國是80年，美國是4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國僅僅用了22年。

　　這一數據的減少就產生了另外一組不斷增加的數字：全國14周歲及以下流動兒童規(guī)模已達1834萬，全國進城務工農民隨遷子女數量達到1400多萬。

　　毋庸諱言，農民工隨遷子女就讀難問題逐步凸現，已成為我國義務教育新的難點和薄弱環(huán)節(jié)。如此多孩子的教育問題如果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將會產生連鎖式的負面效應，事實上，這種反應已經在悄然發(fā)生著。據北京、廣東公安部門發(fā)布的數據，城市外來青年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趨勢。

　　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現狀如何？究竟存在哪些問題？近日，記者在流動隨遷子女多達40萬的北京展開了調查采訪。

　　留還是回，這是一個難題

　　張麗紅和祝敬可都是普通的農民工學校教師，同時，她們還是農民工子女的家長。幾乎從這些學校剛開始興辦的時候，她們就投身其中做老師，孩子跟著她們一起上學，十年過去了，如今，他們面臨著和第一代農民工家長共同的選擇：孩子是留在城市還是回老家？

　　對于這些流動兒童而言，初中畢業(yè)就是這個城市容納他們的一個極限，因為他們不能參加北京的高考，事實上，中考之后，就不會有北京的高中會錄取他們。按照相關規(guī)定，這些孩子只能讀北京的職業(yè)學校，并且不享受國家對職校生的補助。而孩子要參加高考就必須回原籍，這對張麗紅而言，是一個艱難而無奈的選擇。

　　她的孩子在北京出生，讓孩子回去她也舍不得，除了一紙戶口，孩子已習慣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張麗紅擔心孩子適應不了老家的情況。

　　幸運的是，張麗紅的女兒很聰明，成績很好。張麗紅有個小小夢想，孩子讀初一的時候就把孩子送回老家，盡早適應當地的環(huán)境和教育，然后參加高考再考回北京，在北京讀大學時一家人再團聚。她認為這是社會給他們的唯一上升渠道。知識改變命運的道路對她們雖稍嫌曲折，但卻可行。

　　祝敬可老師也為同樣的問題苦惱，但相比其他的農民工家長，這兩名母親給孩子提供的教育已經算好的。很多農民工的孩子都面臨著無學可上的問題。

　　在北京東部將臺鄉(xiāng)雍家村的東北亞學校，記者看到一篇學生的作文，上面寫著：“我老是換學校，經常有人從車上下來拆我們的屋子，老師哭，我們也哭，什么時候才能安穩(wěn)地在學校里讀書。”

　　繁華的三元橋東面是一大片待建樓盤工地，再往東一點就是東北亞學校，緊鄰新修建的將臺公園，“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拆到這了，大望京拆遷的時候，附近五所打工學校都沒有了。”祝老師對學校未來也心存憂慮。

　　一個地方要被開發(fā)，往往意味著在那里蝸居的農民工就要離開，學校也會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遠更偏僻的地方上學。“越搬越遠，很可能就要去順義等遠郊。”

　　記者觀察到，一直存活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區(qū)域位置都有這樣一個特點：偏僻，交通不便利。如果哪天城鐵等公共交通修建到眼前了，也就意味著要被拆遷了。

　　農民工服務公益組織新公民組織總干事劉文華告訴記者，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學校，取得政府審批的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學校屬于“非法”范圍，極其不穩(wěn)定。“義務教育經費本來是國家承擔，但是大量未經審批的打工子弟學校是享受不到這筆款項的，孩子都要繳納學費，這對收入微薄的農民工家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農民工都能支持這些孩子讀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