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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各莊鄉(xiāng)的打工子弟學校幾乎都面臨著拆遷，但有幾所學校卻還都沒有開始動手搬家。那些桌椅、黑板、半年前剛剛安裝的鍋爐沒有地方擱置，辦學者希望為過去的投資得到“合理補償”。

　　他們向各級部門尋求解決辦法，在各自的村委會、崔各莊鄉(xiāng)政府、朝陽區(qū)政府、朝陽區(qū)教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政府之間奔走。但很少有部門作出明確的回應。村委會告訴他們，“既然是和房東簽的合同，就應該去找房東”。拆遷辦則表示，“我拆的是地上物，你們是辦學機構，得找教委。”

　　2月8日臘月廿五上午，4名學校舉辦者和兩名幼兒園舉辦者來到朝陽區(qū)教委。接待上訪的工作人員表現(xiàn)得很無奈，連說，就算要賠償，“也應該是崔各莊給錢，不是我們教委給錢啊。”更何況，這些學校本來就屬于“非法辦學”。

　　位于朝陽區(qū)的63所打工子弟學校，只有14所獲得了辦學許可證。朝陽區(qū)教委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所所長張連海告訴記者，打工子弟學校大多條件很差，幾乎都無法達到《民辦教育促進法》中的辦學要求。“已經(jīng)是將辦學標準控制得低到不能再低了”，才批下來這14所。從2005年開始，再沒有打工子弟學校取得過這類許可證。

　　正在上訪中的好幾所學校，都曾被教委要求過“停辦”。可這群舉辦者堅持認為，“教委就是我們的娘家”。

　　他們也有自己的理由。教委常常給他們開會，對這些校長和教師進行培訓。在大望京村的打工子弟學校拆遷時，他們也曾經(jīng)按照教委的要求，“無償接收大望京村的學生”。

　　目前，朝陽區(qū)的外來人口子女達10萬人，占整個北京市外來人口子女的四分之一。公立學校有限的資源無法滿足這樣龐大的群體，打工子弟學校應運而生。盡管它們中的許多已存在超過10年，但畢竟缺少一張“辦學許可證”，而這恰恰是獲得賠償?shù)年P鍵。

　　半個多月過去了，他們的賠償訴求沒有得到明確答復。盡管這已經(jīng)不是第一所或第二所面臨拆遷的打工者子弟學校，但至今仍沒有“有關部門”制定出相應的政策。

　　“問題不可能一天就解決。快過年了，等到春節(jié)后我們會幫助協(xié)調。”在接待上訪中，朝陽區(qū)教委作出了這樣的表態(tài)，“但我們肯定不會讓任何一個孩子失學。”

　　在區(qū)教委待了近3個小時后，這些校長帶著這個答復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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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場拆遷補償?shù)牟┺闹校瑢W生和他們的父母——打工者及其子女，卻是缺席者。

　　住在文德學校附近的蕾蕾，她的父母在奶西村開了一個小飯館。蕾蕾1歲的時候來到北京，今年上二年級，但她還沒有“進北京城里玩過”，最喜歡去的地方只是“隔壁的小朋友家”。

　　蕾蕾的父母每天都能看到那座正在被占領的學校，他們聽說自己的小飯館也快要被拆了。未來是如此迷茫，“搬到哪里去？再找什么學校？我們也不知道。”

　　在能夠聯(lián)系到的尚未離京返鄉(xiāng)的家長中，盡管有些是從記者口中才剛剛知道學校即將被拆，但他們的表現(xiàn)都很平靜，“拆了就重找地方，還能怎么辦？”

　　隨著城鄉(xiāng)一體化的推進，他們只能向更遠處遷移。這個城市可能已經(jīng)讓他們習慣了不斷尋找新家。

　　也許，孩子們剛愛上自己的學校，但他們不得不離開。

　　文德學校四年級的小驥在學校外面和小朋友玩。天氣太冷，他被凍得鼻涕都淌出了半截，卻很興奮地從院墻外看著狼藉的校園。有人問他，“你知道學校里為什么變成這樣嗎？”

　　他吸了一下鼻涕，很自信地回答：“我知道！學校要把滑梯蓋得更好。”

　　半個月之后，誰將在緊鎖的校門前告訴他真實但殘忍的答案？(記者 趙涵漠文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