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關于事業單位機構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提出,要“遵循政事分開的方向,逐步取消事業單位的行政級別”。但是20年過去了,“適時取消”仍然只是個方向。
2000年11月,山東濰坊市開始進行中小學校長職級制改革試點,到2004年9月市委、市政府發文全面推行中小學校長職級制改革,全市近千名校長摘掉“官帽”,成為名副其實的校長。
無獨有偶,2005年9月,成都市太升南路的升平街小學校長鄒軍,成為全國首個由社會公推直選產生的小學校長。作為教育部基教司、中央教科所“十五”重點課題“現代學校制度建設”實驗區,成都市青羊區在取消行政級別上領先了一步。
取消校長行政級別在中小學邁出了一步,但是在大學卻進展緩慢。
2000年6月,《中組部、人事部、教育部關于深化高等學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指出 “先在部分高等學校進行試點,在取得經驗、完善辦法后逐步推開”。
同年,教育部在武漢大學等五校啟動了高校職員制度試點工作。 “但在推動過程中,這些高校還是保留了行政級別,因此在推動效果上大打折扣。”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一位知情人表示。
背后利益難割舍
改革的背后就是利益重新調整。2月28日,教育部部長袁貴仁直言,“隨著改革的深入,共識度會越來越低,因為它既涉及到觀念、體制,還涉及到切身利益,因此我們應充分注意到教育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
朱永新提出自己的建議: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以后新提拔的校長就不設級別,原來的仍然保留身份。但得解決學者從政的問題,如果取消行政級別,那么就應該允許教授既可以到政府當市長,也可以到省里當省長,沒有級別限制。這涉及到干部體制改革。”
朱永新進一步認為,去行政化的關鍵還在學校里面,“第一,學術與行政要分別管理,擁有行政權力的人不能插手學術,大學校長、院長不要跟教授搶課題、搶評獎、搶經費。你就好好做校長、院長,做好服務。這樣,人們才會慎重思考,我是做行政還是做學問。在國外做行政往往是教授們推薦,服務一個時期后,也可以再回來做學問。”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認為,大學是否取消行政級別,是構建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無法繞開的第一步。“但是,這涉及到龐大的既得利益調整,改革者頗有顧慮”。
放權只是手段
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程方平看來,教育行政化源于行政權力過大,一切教育都是行政的下屬,教育的實施者和教育規律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此次公布的《規劃綱要》征求意見稿旗幟鮮明地提出“推進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學校放權”。
王烽表示,方向是對的,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樣,政府主管部門把權力下放給學校,依舊延續那種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收放之間,體制還是老體制,政校關系并沒有得到解決。
程方平則認為,放權和收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高等學校、職業教育、地方教育整體發展等方面,各級政府和學校的權限直接影響其積極性和運作效果,應該有所放權。
“但也有一些權力是不應該放的,比如,義務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校舍建設、人員收入、社會集資等權利就不應給學校,而應放在教育主管部門統籌協調,當《學校法》出臺之后,以往學校的某些權力可能要收回,這是依法治教、各司其職的原則所要求的。”
朱永新介紹說,“現在政府和學校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因此,這次規劃綱要提出要設立高等教育撥款咨詢委員會,就是為了把行政部門和學校之間隔開,經過人大預算后,把經費放到高校撥款委員會,然后再撥給學校。杜絕以前的‘跑部錢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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