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大解構 笑中帶辛酸

　　用自己的表演來制造惡搞的情境，在有的學生看來，還不夠過癮。“惡搞電影”，也是一種班劇形式。

　　“惡搞電影”的風格類似于《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就是由創作者消去電影原音，配上自己的臺詞，通過剪接造成與原版畫面一樣，意思卻截然不同的反差效果。不同之處在于，學生們往惡搞片里灌輸的都是自己新鮮的大學生活，體現了大家的奇思妙想，看起來趣味盎然。

　　薛鯤是一所部屬重點大學的學生，別看他才上大二，卻已經參與制作了系里兩部“惡搞電影”的小短片。這個嘻嘻哈哈的小男生上中學的時候就喜歡把身邊的滑稽和荒唐“連成段子”，但他引起的哄笑無數次破壞了課堂紀律經常讓老師頭疼。上了大學，沒了那么多約束，薛鯤憋足了勁兒想做點兒真正有意思的東西。

　　薛鯤下手折騰的第一部電影，是美術片《小蝌蚪找媽媽》。在他的解構下，片子成了《小蝌蚪找關系》。片中的小蝌蚪是一群“想通過關系找工作的大學生”，但是找了許多人都碰壁而歸，因為“關系淺，難辦事，沒機會”。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位高權重的遠方親戚蛤蟆大嬸，工作的事情才有了點眉目。這個片子的靈感，來源于薛鯤身邊那些為了找一份工作焦頭爛額卻苦于沒有機會的師兄師姐，他們的遭遇讓薛鯤覺得難過又彷徨。片子完成以后，在同學們中很快風傳開來，薛鯤覺得，“也許是觸動了許多人的心事吧。”

　　有時候薛鯤也會遠離這些沉重的話題，因為“描述沉重，只會讓人更沉重”。薛鯤最近在忙活的片子，是惡搞的《三槍拍案驚奇》，風格偏向搞笑。這將是一個“面條制作技術學院”的學生會主席發現自己財物被盜，而后發動各種關系進行追蹤的故事。之所以以學生會主席作為“主角”，是因為薛鯤覺得這些混學生會的人在校園里很吃香，遇到什么問題，總能找到各路高人相助。雖然劇本還在籌劃階段，但是身邊已經有好幾個同學要搶著預訂“配音演員”的角色了。

　　惡搞的班劇 營養or垃圾

　　每當一個新的惡搞或幽默班劇誕生的時候，大家總是會被身邊有創作天分的同學天馬行空的想象和無拘無束的行為所驚訝，然后狂笑，繼而折服。對于學生們來說，即使這只是一場無關邏輯道德和思想包袱的全民娛樂，他們還是決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這些都純屬自娛自樂，也許我們的確是不夠尊重經典，可是大家高興不就好了嗎？”薛鯤從不否認自己的“膚淺”，但也從不否認自己對于惡搞劇的熱愛。

　　對于學生們來說，經典反用的這種惡搞形式有時也讓人有一種莫名的“小得意”，感覺高高在上的經典也充滿了喜劇效果。胡亮鈞說：“惡搞的班劇就是一種流行，如果我們一本正經，每句話都向原著致敬，那也就沒人愛看了。”

　　而事實上，年輕人的惡搞早已有之，并不為中國獨有。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張教授說：“這個問題有一個后現代的背景。年輕一代的反叛惡搞，對現有秩序的顛覆，對主流或經典的解構，在大眾文化里是很流行的。”

　　上世紀70年代，美國嬉皮士運動的興起，就是人們反叛意識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張教授解釋，在社會學和文化學的概念里，這樣的運動叫做“反文化”。在中國，很少有大規模的反文化運動。反文化不單單是顛覆和惡搞，它有內在的關懷和思想、內涵在里面，包含著對現狀和對主流文化的不滿。“從這個意義上看，我覺得學生們的惡搞劇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因為如果形成了主流文化的霸權，這對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不利。”

　　但是中國校園里的“惡搞班劇”，最終會成為精神上的營養品，還是垃圾快餐呢？

　　“如果學生們的惡搞一直停留在純搞笑層面，那么這些惡搞并不能留下任何東西。惡搞最終能以什么方式呈現，是由喜歡惡搞的這一代人去回答的。”張教授語重心長。

　　學生們對于“惡搞班劇”，充滿了熱愛；而在張教授眼里，“惡搞班劇”需要的除了熱愛，還有寬容和思考。他說：“如果若干年之后，回頭再來看這些‘惡搞班劇’的發展軌跡，也許我們就看到了這個社會逐漸成熟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