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老師素懷敬意，想到要與他在節目中討論助學問題，不免幾分忐忑。節目做下來，對徐老師的胸懷、人品和學識感受頗深，尤其是他的這句：500億需要希望工程做200多年！

　　創建于1989年的希望工程，用了不到20年的時間，在無數人的心中扎下了根。姑且拋開別的因素不說，僅從傳播學、新聞學的角度看，也足資借鑒。“希望工程”四個字，形象生動，便于記憶，與“國家資助困難學生政策體系”相比，更容易讓人們記住。它的標志性照片“大眼睛”，沒有任何注解，卻打動無數人心。除此之外，希望工程最簡單實用的宣傳策略是連續不斷的、配以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僅以500億的十分之一，年輕的希望工程足可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重一筆。這其中，有效的宣傳策略功不可沒。

　　與希望工程相比，國家資助困難學生政策體系責任不可謂不大、不可謂不重。我的感受是責任之重，重如泰山；責任之重，任重而道遠。500億資金不可謂不多，但怎么用、如何用、用在哪，公眾知之不多。宣傳力度不夠、宣傳手段不多、宣傳方法不新是其中一個原因。我在當新聞發言人期間，曾有一個夢想，要使這項又大又好的政策像希望工程。雖然希望工程是民間義舉，國家資助困難學生政策體系是國家政策，但都應該深入人心、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為此，我曾率采訪團游走鄉間、屢開新聞發布會，同時，請資助政策下成長起來的一撥又一撥的學生來發布會現場現身說法，并和中國青年報聯合發起“助學政策、助我成才”活動，進而策劃主持了頒獎晚會，甚至不惜得罪強勢媒體。我說：“媒體以宣傳國家政策為己任，那些對國家政策包括資助困難學生這樣大的政策不去宣傳、不去傳播的媒體，說輕了是無知，說重了是對國家政策的漠視”。因此，背上了“媒體無知論”的罵名。

　　至今不悔。做了這期節目，深長思之，學習希望工程宣傳謀略還不夠。假如從頭開始，我會把這項政策宣傳得更好，再拜徐老師為師。一個曾經的職業的教育政策宣傳員，在此表態，努力把如今的業余的教育政策宣傳員工作做好，愿與同好共勉！

　　其實，所謂的媒體“無知”，責任不僅僅在媒體自身。如何讓好的政策深入人心，應該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發布者認真反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