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晚,定邊縣堆子梁中學發生因燃煤爐取暖造成一氧化碳中毒事故,11名小學四年級女生不幸死亡,另一名幸存學生至今仍未蘇醒。
這12名女生都是“留守兒童”。和許多“留守兒童”一樣,因為父母外出打工,和她們相伴的,只有爺爺奶奶或者小伙伴,她們孤獨而缺乏親情的溫暖。
此外,由于當地撤并學校,她們不得不到離家十幾公里的地方上學,小小年紀便離開家在學校寄宿……
“留守兒童”的家
12月3日,雪后的定邊縣廟灣村冷風颼颼。已經中午,王萬樂家門外的雪地上依然沒有一個行人蹤跡,門上是一把冰涼的鎖。看到有陌生人過來,一只小狗“吱吱”地發出一聲警告后,再也沒有力氣吠叫。很明顯,寒冷和饑餓已經讓這只小狗失去基本的防范,它用無力的眼神向來人乞求一點食物。
和小狗的遭遇相同,王萬樂家門口的那頭黑豬也在哼哼地拱窩,現在它們共同面對的是饑餓和寒冷。它們的主人,53歲的王萬樂12月2日上午聽說孫女在學校煤氣中毒后,忙著孫女的后事,無暇去顧及它們。
9年前,也就是王帆兩歲的時候,父母離異,她和爺爺奶奶在一起生活。為了一家人生活,王帆的爸爸常年在400多公里外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當廚師,這讓王帆成了典型的留守兒童。
6歲那年,王帆開始上小學,那時學校就在村里,離她家只有幾分鐘的路程。放學回家后,有爺爺奶奶疼愛,也有村里的小伙伴玩耍,過得很開心。念完二年級后,正趕上大規模撤并學校,廟灣小學也在其中。從2006年下學期,王帆轉到離家4公里遠的堆子梁學校,開始了寄宿生活。
“孩子太可憐了,8歲就出門到鎮上上學,一直住校。出事那周的星期天,她回到家里見奶奶沒在家,就直喊孤獨得不行,晚上硬要擠進爺爺被窩里。”王帆的叔叔王光鑫說:“畢竟老師的關心和親人不一樣,要是住在家里就好了。”
王帆出事后,爺爺奶奶經受不住打擊,至今還在住院。
在這次煤氣中毒死亡的11名女學生中,僅廟灣村就有5人,她們是姚婷、劉莉、武苗苗、王瑩、王帆。而她們的伙伴蔡毛毛幸運地活了下來,但至今雖有呼吸,仍未蘇醒。
“村里經濟條件好一點的,孩子都隨外出打工的父母轉到縣城和鎮上上學了,剩下的留守兒童多是家境一般的。”村會計萬義有說。 12個空缺的座位
12月3日,堆子梁學校的院子里,一群孩子在丟沙包。他們叫喊著、蹦跳著,全然不覺凌厲的寒風。
他們都是留守兒童。
11歲的王強飛跑到教室后面的宿舍。這是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門窗遮蓋得很嚴,暖融融的空氣里彌漫著一股腳汗味。房間內兩層架子床緊挨著,共住著12名男生,他們都是四年級學生,年齡在10到11歲之間。
王強拉開鐵制的煤爐蓋子,看看爐子里還有沒有煤。對于記者的來訪,他有點緊張。“晚上,你們怎么處理爐子里的火?”“把火捅下去,用鐵簸箕倒到外面。”“晚上,老師來檢查火爐不?”“天天都來檢查。”
假如在城里,像王強這么大的孩子可能還要家長天天接送。每天回家后,他們會向父母撒嬌或傾訴一天的快樂與煩惱。他們會睡在裝有暖氣的房間里,晚上睡覺時,媽媽可能還會給他掖掖被角……
但是,這里的孩子只能寄宿在離家幾十公里遠的學校,他們只有周末才能和父母團聚——如果父親或父母外出打工,他們就只能和爺爺奶奶團聚。平時,陪伴他們的除了小伙伴,最多的也就是班主任宋曉燕老師了。當然了,宋曉燕要同時照顧幾十名學生,而且她還有自己的家,剛結婚不久的她還有著身孕。
14時30分,上課鈴響了,王強和別的同學一樣沖進一樓西側四年級(一)班教室。教室中間,一個煤爐和煙筒連接的縫隙露出熠熠的火焰。
學生都已到齊,但教室右前方有三分之一的座位空著。老師還沒有來,教室里鴉雀無聲。
2分鐘后,一位身著紅色衣服的女老師走進教室。這一節是科技課,內容是教孩子們“如何搜集信息”。同學們翻開課本朗讀起來,只有那12個空缺座位死一般的沉寂……
求學之路有多難
廟灣村位于定邊東北側,距縣城83公里,與內蒙古相鄰。這里屬白于山區,氣候特點以干旱、高寒、高海拔顯著。白于山區也是陜西五大貧困人口集中分布區之一,另外4個貧困地區是同樣位于陜北白于山區與黃河沿岸土石山區、位于陜南的秦巴中高山區、秦嶺北麓和渭北旱腰帶。這五大貧困地區集中了全省90%的貧困人口。“春天的時候風沙特別大,有時莊稼剛露頭就被埋了。即便躲過風沙,也是十年九旱。今年豬肉貴,村民想養豬,沒想到一個豬娃子就要600塊錢,買不起啊!”萬義有說。
為了耕作和放牧方便,白于山區的村民住得比較分散,一個村到鎮上有幾十里路的十分普遍。因為干旱,收成不好,這里的農民過去一直靠廣種薄收和放牧生存。近年來,國家禁牧,多數年輕人轉移到城里打工去了。廟灣村黨支部書記趙美東介紹,全村戶籍在冊人口1750人,但全年居住在村里的人口僅有1100人。
廟灣小學的大門緊鎖著,門口的墻上貼著幾張村委會選舉的通告,顯然這所學校早已被挪作他用。透過學校大門的鐵欄桿望去,能看到一排貼著瓷磚的教室。“新教室是1996年建成的,當時花了近24萬元,是全村最好的建筑,可惜廢棄了。”萬義有說。
據介紹,廟灣村一直有學校。上世紀80年代,這里的學生還很多,最高的紀錄是278人。但到2006年撤校的時候,這里只有26名學生,從學前班到3年級,其中3年級一個班只有2人。
撤校的,不僅僅是廟灣一個村。撤校前,堆子梁大一點的村子都有小學,撤校后全鎮11個建制村只剩下4所小學,包括實行9年一貫制的堆子梁學校。
關于撤校的原因,鎮政府解釋主要有兩條:一是農村生源不斷減少(計劃生育讓村里學齡兒童總量減少,此外,隨著城鎮化水平提高,一些孩子隨外出務工的父母轉移到縣城條件較好的學校);二是學校合并后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學,提高教學質量。
和堆子梁鎮其他村子相比,廟灣村離鎮上的學校還算近的,最遠的村子離鎮上超過15公里。每逢周末,低年級學生的家長都要來學校接送孩子,有用摩托車的、有用三輪車的,還有用驢車接送的。
“學校合并后有利有弊,問題是所有的孩子只能住校,包括學前班、一二年級的小娃娃。”趙美東說:“現在30歲以下的年輕人就不敢住在村里,最大的困難是娃娃沒地方上學。”
操不完的心
煤氣中毒事件發生后,堆子梁學校四年級班主任宋曉燕因驚嚇和悲傷,幾近精神崩潰,住進醫院。幾天后,她被當地公安機關宣布刑拘,和她一同走進看守所的還有堆子梁學校校長趙秉宏、副校長韓惠龍。
按照老師和同學們的說法,宋曉燕老師每天睡前都來檢查學生宿舍的火爐安全問題。可是,不幸還是發生了。“當晚,出事女生宿舍爐子里的火肯定是倒了,隔壁宿舍的同學都知道。從事發現場的情況看,應該是灑出火爐外的煤塊燃著了煤堆,才釀成大禍的。”堆子梁學校后勤老師梁滿倉邊說邊脫下手套擦眼淚。
梁滿倉從事教育40年,一直在農村學校工作。按他的分析,學校用的是無煙煤,燃著的煤塊跌落在煤堆上,因為有灰燼包裹著不容易被發現。在梁滿倉看來,煤爐取暖并不是釀成此次事件的直接原因。
事實上,在北方,無論居民家里還是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用煤爐取暖比較普遍。如果天氣特別寒冷,火爐是徹夜不熄的。一般而言,普通人家的安全防范措施包括:火爐一定要安裝煙筒,煙筒的灰燼要經常清理。如果再小心一點,那就是不要讓房間過于密閉,以防萬一。最后一條,房子要不要密閉,是一件矛盾的事,因為如果密閉性不好,那就意味著房間溫度會降低,那么生火爐也就沒有了意義。
無論是出事的堆子梁學校,還是其他使用煤爐取暖的學校,共同的安全措施是,睡前務必熄滅宿舍內的火爐。一般要求,下午4時后不再給爐子加煤。如有個別宿舍未遵守規定,則在睡前一定要把爐子里尚未燃燒完的煤塊倒往室外。為防萬一,學校一般要有班主任、值周老師分兩次檢查把關。
在責怪學校的同時,也有家長為宋曉燕說話。遇難女生姚婷的叔父姚軍說:“按說,她平時對娃娃們照顧得還是不錯,孩子們打開水時她總是守在跟前,生怕燙傷,學生回家后經常說宋老師的好話。”“這件事上,宋老師肯定有責任,但這畢竟是一個意外事件。把這么小的孩子都交給學校,我們有操不完的心,壓力太大了。”堆子梁學校一位女老師這樣解釋。
這位女教師所說的“壓力”并不是隨便說說,據了解,在這次煤氣中毒事件前,堆子梁學校至少發生過3次大小不等的安全事故,其中比較嚴重的一起是8月23日發生的11歲的小學生從床上跌落的事件。
8月23日夜,堆子梁學校五年級學生張帥從兩層高的架子床上摔下來,被西安唐都醫院確診為“左側腦室占位性病變”,至今經常感到頭疼,不能上學。談到跌落的原因時,張帥稱,是因為學校的架子床“床板厚,護欄低”。
孩子應該怎么上學
煤氣中毒事件發生后,省上就低齡學生住校問題做出安排,要求“一至三年級學生原則上不安排集體寄宿”,如需安排,必須配備生活教師,有專人負責學生宿舍夜間管理和安保工作。“村里學校撤并后,學生不住在學校肯定是不行的。現在的關鍵還是要找出隱患,以后不要再發生安全事故。”趙美東說。
在廟灣村,也有不少學生家長批評鎮政府,認為撤銷像廟灣這類村級學校的決策脫離了實際,沒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們認為,孩子過小離開父母,生活不能自理,交給學校監護容易出現疏漏,即便杜絕了煤氣中毒隱患,還可能發生其他問題;另外,孩子過早住校會產生情感孤獨,長期缺乏親子交流,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長;此外,從經濟方面看,孩子住校還增加了家長的負擔。
一名學生家長算了一筆賬:“住校學生一般每人每天的伙食費大概是5~7元,一年下來大約是1200元。這對于貧困家庭而言,是不小的開支。如果孩子吃住在家里,糧食、蔬菜都是自己種,費用要小得多。”
按說,每日5-7元的伙食費并不算高,但家長們更擔心的是孩子們的營養問題。平常,這些寄宿的孩子們的菜單是這樣的:早上素包子(粉條、豆腐、韭菜餡)、稀飯或油餅;中午大米飯,炒土豆絲或土豆燴卷心菜,有時有一點點豆腐,有肉的時候是極個別的;晚飯和午飯基本相同。
對于部分村民要求恢復農村小學的想法,當地官員多持反對意見。“現在在編老師多是女的,一個女老師在學校都不敢住,根本分不下去。”定邊縣委宣傳部一名副部長說。
當過14年代課教師的郭輝也認為,恢復農村學校有困難。“現在的正式教師根本不愿意留在村里教書,他們心理期望值很高,一畢業就想方設法,找各種關系留在縣城,其次選大一點的鄉鎮,即便分到村里的小學,也只是當作一個跳板,一有機會,他們就會想辦法調動到條件更好的學校去。”
郭輝“下崗”后,一直在堆子梁鎮的建筑工地上當小工。他說,自己現在每天可以掙60元錢,比當代課教師時的不足10元錢的收入多多了。
矛盾是尖銳的——孩子過早住校,就意味學校和老師可能承擔無法承受之重;如果恢復部分農村學校,也面臨不少困難。有人提出,像定邊這樣財政狀況較好、交通條件尚好的地區,中心學校可以考慮配置接送學生車,專門接送3年級以下的小學生。“不管有多少困難,娃娃總不能不念書!”趙美東說。(來源: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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