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被從法律上剝奪了在荒野或大街上搭個窩棚的權利，"容身"不僅是個人之需，而且也是社會之責。這就是全社會為何對捂樓、炒房如此反感的經濟和道德起點。消費者看到了市場的癲狂之處，而無力改善之，這是輿論在這個議題上火氣如此之大的根本原因。

　　房價成了扎在中國巨人腳底板上的一大塊玻璃，別說走路，能站穩(wěn)都算不錯。整個社會對這兩個字已經極度敏感。前幾天穆麒茹委員“釘子戶也導致房價上漲”的言論剛剛招致一片輿論炮火，另一位全國政協委員、同樣也是房地產企業(yè)“總”級人物的黃文仔先生又被媒體“揪”住，他的觀點是“房價高其實沒關系，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形成良性循環(huán)，這樣對大家都有利”———反響可想而知。

　　是公眾不懂市場規(guī)律而一味留戀計劃經濟時代的免費福利嗎？是年紀輕輕就趕著當房奴的白領藍領們，太虛無、太憤青、得了便宜還賣乖嗎？

　　這要看對高房價如此龐大的反對群體，是不是真如房地產開發(fā)商所言，進入到了“都有利”的“大家”之列。

　　中國老百姓，絕不是從一開始就反對住房商品化的。恰恰相反，在國家大力推行之初，很多人抱有理解和期待的心態(tài)。誰都羨慕個人買房，從單位宿舍搬出去的同事親友；也從節(jié)衣縮食買套新房的理想中咂摸出自由幸福的味道。那么，是什么把這種理解和期待轉變?yōu)榍榫w化的對抗呢？是打著“市場化”旗號的不負責任的壟斷狂歡，是太多灰色、黑色甚至血腥色的厚顏無恥的掠奪侵占。市場經濟的正當性在于其促進人類公平和理性，而博弈力量完全不對等、市場議價機制嚴重扭曲以及制度的不道德合謀，只能積累越來越深重的被剝奪感，產生越來越多經濟———精神層面的雙重奴隸。這使多數人對這個荒謬的所謂“市場”徹底喪失了信心。

　　也許在此次遭到諸多非議的兩位政協委員看來，商品房商品房嘛，愿買愿賣價高者得，國家還能收稅，哪里不公平了？然而即便不考慮房地產業(yè)普遍存在的如違法圈地、違規(guī)開發(fā)、強征強拆、偷稅腐敗等問題；即便不考慮開發(fā)商一邊力挺高房價(如黃委員)，一邊強壓高成本(如穆委員)的“甘蔗偏要兩頭甜”的混亂邏輯；單從“商品房”曖昧的市場角色分析，這房價高得也極不正常，極不公平。

　　為什么目前許多城市一手房與二手房之間，售房與租房之間，存在巨大的反常的價格比例？為什么房價飆升地區(qū)反而空置率更高，出現了那么多沉睡物業(yè)、沉睡小區(qū)甚至沉睡城區(qū)？“炒房”，聽起來很自由也很市場，甚至還有“全世界都對北京房子有需求”這樣國際化的學者觀點做支撐。不過，全世界還對美國石油儲備有需求呢，卻沒見山姆大叔開倉放糧或者請君做客。倒是聽說不少中東客高價賣了石油，又大手筆在中國買房伺機牟利。臺灣人在上海買房，香港人在深圳買房，韓國人在北京買房，全世界的富人和賭徒在中國買房……那么中國人呢？去五環(huán)去郊區(qū)去縣里，去擠更窮更望房興嘆的人們，完成這個“貨幣驅逐”的殘酷怪圈。

　　還有更為龐大的“洗錢”推力。據2007年6月14日《廣州日報》崔宇先生的文章，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主持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05年城鄉(xiāng)居民收入總和比現有數據多出4.8萬億元(可視作“灰色收入”)，相當于GDP或國民總收入的26%。這就完全可以解釋為什么在如此高房價時代，還是有那么多“低調”購買者表現得一擲千金豪氣沖天；娃娃房主、二奶別墅現象透露的是怎樣一幅權勢扭曲市場的圖景，已經非常清楚。

　　這樣的購房者“買”的是什么？美其名曰“商品房”推銷給公眾的又是什么？恐怕不單單某種市場“需求”那么簡單吧。通過壟斷稀缺的住房(這種稀缺某種程度上甚至也有人為制造的成分)，而實現對多數人現實和未來利益的強硬瓜分，這才是房價問題上最應該捅破的那層窗戶紙。

　　中國以13億人口之巨來完成現代化、城市化目標，不考慮住房(實際是土地占有)較為公平的配置，是不可想像的，也是罔顧基本人權的。甚至說得極端一點，我們已經被從法律上剝奪了在荒野或大街上搭個窩棚的權利，“容身”不僅是個人之需，而且也是社會之責。這就是全社會為何對捂樓、炒房如此反感的經濟和道德起點。消費者看到了市場的癲狂之處，而無力改善之，這是輿論在這個議題上火氣如此之大的根本原因。而當前這個問題爭論得如此激烈如此對峙，可以料想會有更多與穆、黃兩位身份相似的“代表”謀求加入政協、人大等話語和權力平臺，增加博弈能量，那么，一個正常市場必然有的平衡機制，又由誰來保障呢？(劉采萍；來源：燕趙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