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說起中國的城市化,人們眼前通常會浮現這樣兩幅極端的圖景:數億農民困守土地,被城市拒之門外;抑或棲身特大城市,無固定居所和職業——其生存狀態的不確定性隨時提醒人們貧民窟形成的可能性。
還有另外的選擇嗎?
近一段時間,中西部縣城房價出現上漲趨勢。在所謂的推手中,出現了農民工的身影。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現象,引發了如下關注點:這個人群的規模會持續擴大嗎?會成為一種潮流嗎?其所代表的趨勢是否在某種意義上揭示了中國城市化的一種新可能。
接下來的問題是,盡管鄉村人口在向市鎮集中,但現行各種制度安排卻并不與人口的這種流動趨勢配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市鎮被權力制約,無法建立起與市民社會相適應的自治的治理架構,無法用自己的資源建設城市化的基礎設施與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體系。如果沒有這些制度配套,小城鎮發展會不會重蹈大城市發展的覆轍,尚難逆料。
去縣城買房
在外打工的農民工們開始涌入縣城買房,是中西部縣城房價上漲中最有意味的現象
★ 文/楊龍
正當人們的目光緊盯著大城市的房價時,那些蟄伏在中國中西部的縣城,房價正在悄然而快速地節節上升。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幾年前還徘徊在每平米幾百元的縣城房價,正在大面積突破2000元關口。
伴隨房價上漲的,是縣城的急速擴張。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動這場逐漸興起的擴縣運動?
走,搬進縣城去
慈利,湘西一座10萬人口的中型縣城。
到處都是新建的工地。高聳的鐵架、轟鳴的機器、忙碌的工人,是這座小城常見的風景。在10平方公里的城區內,僅10月份就有7個樓盤在同時對外銷售,待售新房超過1500套。
這一天正是周末。縣城剛下過雨,正在修建的火車站廣場上滿是泥濘。52歲的修鞋工陳金英帶著板凳坐在潮濕的廣場臺階邊,眼睛來來回回緊盯著過往的腳步。她告訴記者,她女兒家新買的一套90平米樓房,就在廣場邊即將完工的一棟七層樓里的第三層。明年這個時候,她就會住在里面專心帶外孫了。現在她每天一邊擦鞋,一邊看著自家的房屋一天天成形。
陳家的這套房,是以每平米1780元的價格買下來的。共花了15.3萬元,首付6萬元——三年前,這筆錢可以在當地繁華地段購買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三年之后的今天,它只能付房子的三成首付了。現在縣城房屋均價為每平方米1600元。
房價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為有巨大的市場需求,繁華地段的樓盤更是緊俏。縣城中心申鴻華都售樓處工作人員周捷向記者介紹,該樓盤開盤不到兩個月,170多套住房已賣出八成。
周捷告訴記者,他們的購房者中有四成是在外打工的年輕人,還有三到四成是附近鄉鎮的教師、公務員。他們分別構成了涌入縣城的兩個主要群體。
一個縣城的擴容“三步曲”
慈利縣的“買房運動”經歷過三個階段:先是本縣居民買;接著是縣城周圍鄉鎮的公務員們進城買房;再后來,是在外打工的農民工們開始涌入。
慈利第一棟公開對外發售的商品房出現在2001年,那是一棟六層樓高的橘紅色建筑,一層是商鋪,上面為住宅。當時住宅的價格為每平米600多元。據慈利縣房地產管理局產權產籍股張文革股長介紹,那年買房的基本都是縣城里的居民。
此前,慈利縣本地的房地產商都認為這種開發掙不到錢,結果讓邵東來的一個做皮包生意的商人接手了這個樓盤,從慈利掘走了他的第一桶金。這下,眾多開發商看到了商機,周邊石門縣、常德市的開發商涌進,陸續搶占地盤。
慈利縣統計局的工作人員代僑玲告訴記者,2004年,政府開始鼓勵舊城拆遷,改造商品房,縣城出現房產開發熱潮。這一年,縣城內的商品房累計銷售1500多套,縣城開始逐步向東邊擴展。此時,縣城居民的搶購熱潮過去,鄉鎮干部、教師開始大批進城購買住房。這時縣城的房價已上漲到每平米1000元。
退休教師吳香庭就是那年買的房,那套房的價格為12萬元。雖然花掉老兩口所有的積蓄,但老吳兩口子還是認為很值得。他們買房,首先為的是方便孫子以后在縣城讀書。現在,孫子已經開始上城里的幼兒園了。吳香庭的妹妹一家隨后也在縣城買房,搬進縣城。吳香庭笑道:“都說老了落葉歸根,我們一大家子,老了卻都在往外面搬。”
從2006年開始,先后有7家江西的房地產商進駐縣城。縣城內,每條街都能看到工地圍墻,有關樓盤的電視廣告、路燈廣告、大型戶外廣告牌開始鋪天蓋地席卷縣城。據代僑玲介紹,從這一年開始,外出務工人員也加入了購房大軍。
陳金英一家就屬于這“第三次浪潮”的購房者。她的家鄉在離縣城15公里的零溪鎮,她的丈夫、女兒、女婿都在深圳打工。去年女兒向春生了孩子,他們便決定買下縣城火車站廣場邊剛開盤的一套房子。
幾年來,這兩股進城的人群在縣城內交匯,使這個小城慢慢擴大。與2000年相比,城區面積已由5平方公里擴大到10平方公里。慈利縣主管城建的副縣長邢川告訴記者:五年之內,縣城人口數量增長了一倍。城內居委會由6個增至9個。
縣城開始快速向東部以及北部擴張。縣城東面,已建起了一個容納近千戶居民的大型社區,三棟16層樓高的電梯公寓出現在縣城的東邊——此前,這里還從來沒有這么高的建筑。縣城的觸角也在悄然延伸到河北岸。那條寬約500米的澧水河,曾是縣城和農村的分界線,背著背簍的農村人多年已習慣于乘坐木船往返于城鄉之間。現在,一條四車道的大橋正在連通城鄉,當地政府計劃將城區北擴,新移民們將逐漸遷往澧水河北岸這個總面積達一萬畝的新區。
天然的溝壑不再成為城鄉的界線,各鄉鎮的方言也都在縣城內匯集。湖南地方方言歷來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調”的說法,縣城西街的菜市場上,操著不同口音的討價還價聲此起彼伏。
為什么是縣城
慈利縣副縣長邢川說,湖南毗鄰廣東,是農民工輸出大省,僅慈利縣每年就約有10萬農民工南下廣東。多年來,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攢下了一些錢。
老一輩的外出打工者們會用在城市里面掙來的錢回農村蓋房,村里的平房漸漸換成貼了白瓷磚的樓房。陳金英的丈夫在廣東打工幾年,在1996年,在村里蓋了自己的兩層小樓。陳金英記得,夫婦倆拿出了積攢的3萬元錢,再向親戚借了兩萬元。為了還債,農閑的時候陳金英便來到縣城,在火車站旁擦皮鞋。但年輕一代卻不愿再走父輩的老路,更傾向于進城。陳金英的女兒就說:“我死也要死在城里,不再回農村。”
因此,縣城買房的打工者中,幾乎是清一色的年輕人。這一代的年輕人幾乎沒有種過田,他們大多讀完初、高中,便匯入南下打工大潮之中,在城市里謀生。他們不會種田,更不愿種田。
但在大城市里,憑靠勞動力所換取的微薄收入,并不能讓他們真正融入那里。為了多掙錢,向春和丈夫每天都要在流水線上工作11個小時,即使這樣,他們每個月的工資加起來還是不到4000元。“在深圳,就算不吃不喝打一輩子的工,我們也買不起我們現在縣城里這樣的房子。”向春這樣描述他們的生活現狀。所以他們選擇了在房價相對低廉、生活也不陌生的家鄉縣城買房。他們愿意趁著年輕,在大城市里掙點錢,積累點資本,然后回到家鄉的縣城,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做點小生意,過踏實安穩的日子。“相比起回到農村老家,或者是在大城市沒有房子的生活,縣城都算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至少這里有個安穩放心的住處安頓家里人。”向春抱著兒子,很滿足地笑著對記者說。
另一個促使打工者回到縣城扎根的原因就是他們對土地和親情的依賴。大部分農民都有一種離土不離鄉的故鄉情結。向春沒想過在更大一點的市區安家:“在縣城買房子,不太貴,離老家近,熟人多辦事方便。”母親陳金英對家鄉的土地也是念念不忘,“我老了,還要時常回去住一陣子,搬得太遠了不行,什么人都不認識,不習慣。”盡管將家搬到了縣城,當地農民與鄉村的關系也并沒有脫離,他們與農村的親屬依然保持著密切往來,農忙的時候甚至回去幫忙干活。
向春夫妻決定在縣城買房,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縣城房價的節節上漲。“與其從現在起把錢存進銀行,還不如買這里的房子。”
從2005年起,向春就有了回縣城買房的打算,那時,城中心的樓盤不過每平方米1000元。但這個價格讓她覺得有點太高了,同樣的價格足夠在農村修一棟氣派的樓房,“那時總覺得房價貴,手頭的錢也不夠,想等便宜點再買。”
然而兩年過去了,面對一路飛漲的樓市,和大多數持幣待購的買房人一樣,向春發現自己的判斷失誤了。如今縣城中心的房子剛開盤,她就痛下決心,買了一套3室的房子,這不僅花光了他們夫妻倆多年來的積蓄,還讓他們背上了一筆為數不小的銀行貸款。令他們略感欣慰的是,縣城的房價還在上漲,他們所買的房子依舊在不斷升值。
涌向縣城的遷移潮中另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是鄉鎮干部和農村教師。他們從農村走出,求學幾年,選擇了回鄉鎮就業,卻并沒有選擇回到鄉鎮安居。
這些鄉鎮教師和公務員每月都有近1500元的穩定收入,鄉鎮的生活并不能滿足他們的消費需求,他們考慮得更多的是將來的事業發展、子女的教育以及醫療、交通等問題。顯然,縣城顯然更符合發展理想,也更適應他們的消費能力。盡管工作地不在縣城,很多人還是會傾其所有在縣城內購房。
在距縣城十幾公里遠的一所農村中學里,有二十幾個農村教師都在縣城里買了房。他們中的大多數選擇平時住學校宿舍,周末回城里的家。一位男老師無奈地對記者笑道:“我和我媳婦在城里買了個‘衛生間’,每個周末就過去打掃一下衛生,睡一晚上,再用一下城里的衛生間來洗個澡。”
縣城房價上漲的蔓延之勢
慈利屬于張家界市管轄。與縣城的房產發展速度相比,張家界市的房價則顯得平穩得多。據張家界市房地產管理局統計數據顯示,四年前,該市的房價每平米就已近2000元,但到現在每平米也不到3000元,漲幅只有縣城一半。張家界一建筑商吳遠征認為,現在是農村里面的人往縣城走,縣城里面的人往市里走,市里的人往省城走。但縣城人并沒有農村人的自由度,他們受工作、家庭的牽制太多。所以這種人口的遷移并沒有像農村人口流動那么惹人注目,市里的房地產業也因此不及縣城發展迅速。
記者從中部往西部走,沿途調查中發現,縣城房價上漲的趨勢正在向中西部蔓延。而購房者也多數為涌入縣城的農村人。
緊鄰慈利的石門縣,其縣城發展速度更甚于慈利。據石門縣勞動就業管理處一工作人員介紹,到2004年,城內人口就已達到10萬,全縣18萬人的外出打工隊伍,每年有相當部分資金會轉移到家鄉。縣城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已達每平方米22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近千元。城內居民住宅整齊林立,臨街商鋪門庭若市。在當地農村娶媳婦嫁女兒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訂婚的首要條件就是看有沒有房子。如果在縣城有房子,人長得丑點都沒關系,沒房子的話事情就說不成。在縣城買房,成為該縣眾多農村青年的奮斗目標。
記者一路向西。
甘肅省,甘谷縣城。
在這個西部小城,因為房貸政策的滯后,當地農民并不能按揭購房,這就意味著在拿到新房鑰匙的同時,他們必須一次繳清購房的全部資金。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擋了很多農村人口往縣城遷移的腳步。但盡管如此,甘谷的房價還是一路飆升至每平米2000元。很多人東湊西借,都想擠進城內。
地產開發大潮興起,縣城內第一、二毛紡織廠,甚至縣委、政府的原辦公地都變成了商品房住宅區。周邊鄉鎮的公務員、教師、進城打工掙了錢的農民紛紛成為新建商品房的主人。
在這些涌進城的人流中,金山鄉的農民是一個有名的群體。
金山鄉距甘谷縣城數十公里。和西北大部分地區一樣,這里人多地少,十年九旱,難以靠天為生的農民逐漸脫離土地另謀出路。當地人選擇的是建筑業。金山鄉的建筑企業多得讓人驚訝,該鄉登記注冊的建筑企業82家,有7家企業資產過千萬。金山鄉實力較強的移家灣村,僅一村就有8個施工隊,吸收3000名村民就業。經濟實力漸強的建筑工頭,成為遷往縣城的第一批人,隨后是跟著他們打工掙錢的村民。短短幾年,原本有4萬多人的金山鄉,人口數量銳減到3萬。上萬人離開家鄉,舉家搬遷至縣城。
與這一圖景相對應的是,在甘谷縣城最寬闊的康莊大道邊,有一片區域聚集了100多戶金山鄉進城農民,被人們稱為“金山村”。當地人都知道:甘谷有個“金山鄉”,縣城有個“金山村”。
隨后,更多有條件的鄉鎮人口,開始紛紛像金山村的農民一樣涌入縣城,甘谷縣城的邊界在逐漸往四周擴大。
縣城里76歲的祖林生老人回憶:從他記事起,縣城就有東西南北四道城門,縣城四周是黃土壘成的城墻。2002年,縣城遺留的最后一道北城門被拆除,舊城門處的十字路口發展成為縣城的商貿集散中心。如今有關老城的記憶只剩一小段城墻,孤獨地矗立在城中。而甘谷縣城的大道仍在不斷往東西兩方延伸,道路延伸之處,依然是不斷拔地而起的樓房。
生活在此處
目前慈利縣縣城人口數為11萬,吃財政飯的為5千人,私營鞋廠、礦業公司、農產品加工廠等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僅為1萬,還有近9萬人是在依靠第三產業以及打工者們在南方掙回的錢維持生活。
多年來,慈利縣城的人們已經習慣了到城內兩所醫院公立醫院去看病。然而近3年來,又有5家私立醫院悄然興起。三個不同層次的商業步行街已經形成,從高檔品牌到廉價商品,生意人覆蓋了消費的每一層次。城內餐飲酒樓一條街也在逐漸形成,每到夜晚,趴活的出租車停滿街邊。
一些基礎設施建設也在趨于完善,縣城一所高中的新校區,占地300余畝,容納近3000高中學生;兩所小學、一所初中,也在準備擴容,城郊征地100畝,來適應逐漸增長的人口。
年初,向春在簽購房合同的時候發現,一對在廣東打工的小兩口除了購買樓上的住宅用房,同時也花15萬購買了樓下的門面房。買下房子,他們不再南下廣東,而是打算把老人也接到城里來,在樓下做點生意。向春一剎那間也產生了留下的沖動。
“買完房子我們已經沒有什么積蓄了。再出去掙幾年錢,等攢夠本錢,我也打算回縣城做個門面。”向春也曾有過這樣的打算。她感覺,縣城人對生活的需求越來越多,只要有本錢,肯定會有商機存在。
旅行社、度假村這些名詞不斷躍進縣城人的視野。
“咱們縣就是個節日之城,有三個明顯的對比:平日比較安靜,生活節奏也不快。周末的時候在鄉里上班的人回來了,公交車里都擠到沒有座位;等過年打工的人回城,商場和超市里都沒有可以站住腳的地方了。”一名退休干部這樣感嘆。
這里是人們的消費之城。搬進縣城的農村人中,大部分都是在用縣城以外掙來的錢購房,再把鄉下的父母接到城里照顧小孩。而他們自己依然不得不在外地工作,用以維持他們在縣城內擁有的一切。買房是他們扎根縣城的主要途徑,但工作地點和生活地點的脫離又使他們感到不安。
向春最終還是沒有把戶口也轉到縣城里,變成更徹底的城里人。提起以后的生活安排,向春仍然心煩意亂。向春說自己不會種地、也不會做生意,她看不到自己留在縣里的好出路。目前她在深圳一家工廠的流水線上加工顯示器零件,每月能掙將近兩千塊錢。縣城里目前并不能給她這樣的工作機會。
大部分打工者們也都是同樣的打算。縣城里沒有他們的工作,沒有他們的社會福利,有的只是房子和城市生活的便利。
不過,聽說城邊在大規模征地修建工業園區,她已經去工業園看了好多次。向春說希望能在即將建成的工業園里找到一份工作,讓她可以不用遠離家鄉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