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科院發(fā)布了《北京藍皮書》的四個報告，我沒看全文，網上摘登了一些涉及房地產的內容，頗讓人懷疑北京社科院的研究能力、方法與水平，也不能不讓人懷疑報告出籠的用心是為了北京市的城建與發(fā)展，還是為了創(chuàng)造社會矛盾，更有損于“專家”的稱號。

　　一是,認為“在買房問題上不存在剛性需求”。北京市社科院的觀點是“人類的需求可以是無限的，但是除了人要吃飯的需求是剛性的以外，住房需求相對而言是彈性的。買不起大房子可以買小房子，買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住宅消費能力與房價找不到交匯點時，只能是有價無市”。沒有住房的剛性需求國家又何須建設保障性住房，至少不能住在街上。

　　二是，用北京市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來計算房價的可支付能力。難道我們的社科院研究人員不知道國際上用的是家庭收入中位數(shù)嗎?豈不知家庭收入與可支配收入之間的差別。每個職工還有24%的住房公積金等未計入可支配收入部分，兩個職工的家庭就要增加48%的住房公積金，5672元的月可支配收入就變成了8000多元了，至少住房公積金是可以用于還房貸的。加上住房公積金按社科院《北京藍皮書》的算法豈不是人人都可以買得起住房了。

　　三是，用每戶100平方米面積計算房價收入比。難道我們的社科院的研究人員至今都不知道國際慣例是用住房面積中位數(shù)做計算依據(jù)嗎?而中國的住房面積中位數(shù)2007年只有68平方米/戶。100平方米/戶的住房面積已是中位數(shù)的1.3倍了。否則中國政府為什么會出臺90平方米以下面積的住房要占70%的規(guī)定呢?

　　四是，用一手房市場的房價平均值來做對比。難道我們社科院的研究人員至今都不知道國際慣例上用的是所有可交易的住房的價格中位數(shù)作為計算依據(jù)嗎?而中國巨大的二手房市場交易的價格又到哪里去了呢?經濟適用住房與兩限房的價格呦在哪里，這些住房二次交易的價格在哪里?難道二手房不是住房?

　　中國號稱“專家”們的研究機構幾乎都在不求甚解犯同樣的錯誤，并借國家、政府研究機構的名頭傳播自己的錯誤，誤導媒體與民眾，再借媒體的傳播擴大這種錯誤的影響，以至于讓政府官員、決策機構都因為這些無知無恥的所謂“專家”們的錯誤而制定出更加錯誤的政策，并行政性的破壞市場經濟的運行。

　　前有國家發(fā)改委的王小廣先生，用這種錯誤的計算方式發(fā)布房價收入比的荒謬報告，并在新華網傳播。中有中國社科院的易憲容先生用同樣的錯誤誤國誤民。今又有北京社科院還在重復著前者們的錯誤，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壞市場經濟并誤導社會與民眾，真可謂是掛著專家的羊頭，而屢教不改的賣狗肉。

　　從網上查到房價收入比的計算要求并不是很難的事情，特別是已發(fā)布的REICO報告不但說明了計算的方式、出處，也用國家統(tǒng)計局的相關數(shù)據(jù)多年發(fā)布過相關的結果。大約由于這個結果不能令那些別有用心、又想個人出名的專家們滿意，因此每個研究機構都想出人頭地的單獨“創(chuàng)新”，做一個與眾不同的計算，以顯示自己的高明。但經濟學中，特別是國際已有標準和管理的計算是來不得半點虛假和創(chuàng)新的，要創(chuàng)新就另用一套體系而不要拿國際慣例來嚇唬人，更不要自以為是的把自己的創(chuàng)新當成國際慣例。

　　住房是有剛性基本需求的，就像吃飯一樣。吃飯的剛性需求是要吃飽肚子。差別在于食品的質量好壞，有的有魚有肉、有的有燕窩海參、有的是吃糠咽菜。收入差別讓吃的剛性需求產生了重大差別，不是吃糠者不想吃魚吃肉，而是經濟條件的限制讓這種剛性的需求無法變成合理的消費，市場也并非能為了讓只能吃糠的民眾能吃上魚和肉而降價讓魚和肉找到一個合理的消費交匯點。

　　住房的剛性需求也與吃飯同樣，有的居住條件好，有的居住條件差。這種剛性需求是否通過購買商品房的方式解決則要看經濟的條件與購買的支付能力了。沒有消費能力家庭的剛性需求則要靠政府的保障來解決。如果子孫三代還居住于一室或兩室一戶時，自然有增加房子的需求，但剛到什么程度才能變成實際的購買行為是彈性的。這與房屋的價格相關，這不是需求的彈性，而是價格的彈性。剛性是指居民要不要改善居住條件，價格彈性是指是否有能力消費!

　　為什么會有人將未婚女子的結婚條件稱為是剛性需求，正是因為這個社會的發(fā)展階段讓大多數(shù)小家庭要求獨立生活，減少父母的約束和社會交往的自由。為什么要用城市家庭分裂速度計算需求，正因為這種剛性需求的存在。不管是大房子小房子，至少應讓每個城市家庭住一套成套住房，不管這個房子的產權歸誰，也不能讓他們睡在大街上，所以才有了成套率的衡量標準。目前我國城鎮(zhèn)的成套率水平僅為1：0.8以下，而臺灣是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之后最后一個到達城鎮(zhèn)住房成套率水平1：1的地區(qū)，那也是在30年之前的事了。

　　國際上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居住條件的最低標準。如60年代日本將最低住房困難數(shù)定為少于人均25平方米;而匈牙利則將人均25平方米為高限，高于此住房面積的要加稅;美國套均面積為165平方米，許多國家將困難標準定為人均少于1.9間房。無疑最低住房標準就成為了剛性需求的判斷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