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茹被視為村里的“能人”。7月16日，她和另外4村民再度將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告上法庭。理由是，北京匯通諾爾狂飆運動休閑有限公司(下稱狂飆公司)租用村里1700畝土地，違規(guī)興建豪宅，而北京國土局海淀分局對此行政不作為。

　　王瑞茹，海淀區(qū)蘇家坨鎮(zhèn)南安河村村民，她深切體會到北京農(nóng)村土地的增值態(tài)勢。而同時農(nóng)民在土地權益分配上又陷入了一個復雜的難題。

　　為了爭取一個合理的土地權益，從2005年起，王瑞茹已兩度狀告國土資源局。

　　1700畝林地變成荒地

　　村委會以荒地為由，將它們租給狂飆公司，如果是林地，它們應分配給農(nóng)民。

　　在南安河村的樹林里，坐落著幾座灰色的豪華別墅。這附近的1700畝土地，被狂飆公司租用，開發(fā)建設的是國內獨有集園林景觀和體育休閑的多功能樂園。

　　王瑞茹和村里幾個代表調查發(fā)現(xiàn)，興建這些豪宅并未經(jīng)過政府許可，遂在2005年，向北京國土資源局海淀分局舉報。

　　王瑞茹說，他們也是后來才知道，這片土地的問題遠不止違規(guī)興建豪宅。“村集體將這片林地當作荒地處理了。”

　　“如果是林地，村集體就應該把地權分給每個農(nóng)民。荒地則不用分。”王瑞茹說，村委會則以荒地為由，將這片土地租給狂飆公司。

　　村民王白記得，村里在1995年將這片地租給臺商，收回時，林地已被破壞成了荒地。

　　村支書馮國立承認在承包給臺商之前，這里曾是一片林地。但是在2004年租給狂飆公司時，已是荒地了。

　　“如果是林地，村民在2004年分地時，就會得到比現(xiàn)在更多的地。”王瑞茹現(xiàn)在和所有村民一樣，都是在名義上擁有1畝土地。而她算過，如果將那1700畝土地分了，每人在名義上就會有2畝地。

　　她說，“如果現(xiàn)在我們的農(nóng)地全部被政府征用，我們村民就要損失一半利益。”

　　每戶“丟失”6分地

　　村民李長坡拒絕在1畝的合同上簽字，因為他實際分到手的土地只有4分。

　　王瑞茹是在2004年關注農(nóng)民土地權益的。那年，南安河村按照北京出臺的政策，對村里所有耕地林地進行“確權”、“確利”。也正是那年南安河村的土地確權，引發(fā)了村里的土地矛盾。

　　所謂土地確權，就是中央要求將所有的農(nóng)地都分配給每個農(nóng)民。這是在2003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nóng)村土地承包法》中規(guī)定的。北京在2004年具體落實了農(nóng)村土地確權工作。

　　但是土地確權進行得并不順利。

　　南安河村村委會支書馮國立介紹，當時村里共有120畝稻田、350畝耕地和1200畝林地(包括果樹)。以村中1500多農(nóng)業(yè)人口計算，每人理應分得1畝。

　　但當時由于部分農(nóng)地用于長期租賃，實際可分配的農(nóng)地并沒有那么多，最后村里每人實際只分得4分地。“不過我們還是明確每人有1畝地的地權。”

　　海淀農(nóng)林委相關人士介紹，這樣的“有權無地”的現(xiàn)象在北京郊區(qū)不少見。因為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在進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時，不是所有農(nóng)民都要地，所以有相當數(shù)量的農(nóng)地是由村集體來進行對外承包的。

　　比如，當時北京的集體經(jīng)濟比較強，而且當時北京企業(yè)的勞動力也處于緊缺，在農(nóng)產(chǎn)品不值錢的現(xiàn)實下，一些村民對土地的積極性不是很高。

　　海淀農(nóng)林委說，承包出去的地確實難以收回，提前收回不是不可以，但要按合同法給予補償，而且有些地塊是大片經(jīng)營的。“所以，就出現(xiàn)有些土地只能在名義上屬于農(nóng)民。”

　　村民李長坡對此就不能理解，他拒絕在合同上簽字，因為實際分到手的土地只有4分，“我們怎么能在1畝的合同上簽字呢？”

　　不滿270元的年補償

　　南安河村每畝地種果樹每年都有幾千元甚至上萬元的收入，補償與其相比，距離太遠。

　　“分到手里的是4分地，但我們不否認他有1畝的地權，差的6分地，我們按每畝每年270元的標準給他們確利了，每年都發(fā)。”支部書記馮國立說，當時村民不肯簽相關的合同，但每人都要了這個錢。

　　南安河村的土地“確利”方法是，村里的總收入減去總支出，之后的盈余平均分給每個村民。

　　2004年，南安河村全年收入近110萬，其中包括每年出租土地的收益有八九十萬元。但要除去人員工資、村民用水、老人補助等款項，每年可以用于確利的錢款是20萬元，所以平均每人每畝得利270元。

　　海淀農(nóng)林委的一名官員說，北京各地方的做法確實不一樣，按理只能是土地承包出去的收益用于分配，有的村則把全村的收入集中起來進行分配。海淀最高的達到了2000元每畝，少的只有100多元。

　　李長坡就覺得不公平，畢竟現(xiàn)在每畝地種果樹每年都有幾千元甚至上萬元的收入，與270元比起來相距太遠。

　　南安河村的村域面積有8480畝。有些村民認為，應該肯定有更多農(nóng)地是可用來確權的。之后，王瑞茹等5人被選為群眾代表，尋找村里“可以確權的土地。”

　　王瑞茹之所以入選是因為，她是該村特吉祥床上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被村民認為見多識廣。

　　王瑞茹和代表們很快發(fā)現(xiàn)，村中的胡紀坑子有40畝地未曾確權。2005年3月30日，他們向海淀國土局舉報。

　　調查證實，這40畝地確實被村委會賣了，用于修建六環(huán)路，共賣得58.6萬元。村支書馮國立承認有此事，但是他說，當初只涉及土地20畝，而且那是荒地，按規(guī)定是不需要確權的。

　　王瑞茹和代表們則堅持認為，在拋荒之前，那里是一片林地。

　　由于因修路而被毀的土地無法恢復原貌，王瑞茹等人要求，海淀國土分局對村支書馮國立、村主任張彬等人以破壞國土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王瑞茹等人的要求無果，遂在今年2月6日將海淀國土分局的法人單位———北京市國土局，告上東城法院。此案后移送至海淀法院，今年6月14日被法院以不屬行政訴訟受理范圍裁定駁回。

　　南安河村的要地沖動

　　“現(xiàn)在就指望這點地了，它們是命根子。”村支書馮國立不掩飾他對土地的期望。

　　在王瑞茹等人狀告國土局陷入僵局時，他們卻意外發(fā)現(xiàn)該村南山一塊空地被村委會租給狂飆公司，違章建起豪宅。

　　王瑞茹說，村里又以荒地為由，而不分地，如果將這1700畝地進行確權，每個村民將會又多1畝地權。

　　狂飆公司的老板王令是本村人，王令以收購鐵皮起家，2002年成立了狂飆公司。次年，公司決定啟動游樂場項目。2003年7月該項目被海淀區(qū)政府確定為重點發(fā)展項目。

　　2004年2月25日，狂飆公司正式以租期60年，年租金70萬的價格租下了這片土地，之后在里面建設了賽車道、豪宅等設施。

　　村支書馮國立認為堅持認為荒地沒必要確權，而這土地的租金已經(jīng)讓村民受益了，現(xiàn)在村民吃水、老人補助、獨生子女等都需要村里支付，加上村里人員工資、村鎮(zhèn)建設，每年的開支要八九十萬。“村總收入減去總支出，剩余的都分給農(nóng)民了。”

　　馮國立說，南安河村的發(fā)展受其地理位置所限，所以在發(fā)展經(jīng)濟上經(jīng)常碰壁。

　　“村里的土地很難讓投資商滿意。”馮國立說，以前也有不少投資者聽說那里自然環(huán)境好，但來看了一圈、吃了頓飯后就沒有戲。由于開發(fā)落后，村里的電話直到2004年才普及。

　　“現(xiàn)在就指望這點地了，它們是命根子。”馮國立不掩飾他對土地的期望。

　　歷史遺留問題懸疑

　　案件仍在審理，對于最終是否能獲得這些土地的權益，村民王瑞茹也不得而知。

　　對于王瑞茹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舉動，南安河村主任張彬覺得問題沒那么簡單：“她想當官，幾次競選村主任都敗了，所以才到處鬧事。”

　　他說2001年王瑞茹競選敗落，2004年被選舉為候選人，但1000多選民他只有40多票，最終的選舉她退出了。

　　王瑞茹不這么認為，她說，2001年是鎮(zhèn)領導做了很多工作自己才去競選，“我每年都有幾百萬的產(chǎn)值，我想當村官干什么。”2004年自己不想競選，因為村民力推她競選，最后在候選人選舉中她排第二名成了候選人，但最終票數(shù)太少，就退出了。

　　但無論何種原因，因為王瑞茹的起訴，南安河村的土地問題才浮出水面。

　　今年，村民仍然沒有收到查處的情況，隨后又將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告到了東城法院，請求法院判令國土資源局對違法占用林地的情況進行監(jiān)督檢查，并對非法占用林地改作他用的行為作出處理。

　　7月16日，東城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北京市國土資源局法庭辯稱，該局早在2005年就發(fā)現(xiàn)上述違法行為，沒收土地上的建筑物。但一個現(xiàn)實問題是，土地所有權為南安河村集體所有，沒收的建筑物屬于國有，這種爭議無法解決，目前處理結果還在協(xié)商。

　　7月18日，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向本報表示此案還在審理之中，不便接受采訪，海淀國土分局也沒有接受采訪，而當事人之一的王令則表示“相信法律最終判定的事實，不接受任何采訪”。

　　對于這一案件最終會朝哪個方向發(fā)展，王瑞茹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她決定，今年還要競選村委會主任。她說，如果當上了主任，土地拿回來的可能性就更大，就可以要回土地來分給村民，同時還可以看看村里的賬目到底是怎么回事。（錢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