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張元濟不僅對中國的教育、出版行業影響深遠，同時是積極倡導并參與世博會的實業家之一。他和近代中國許多有識之士一樣，都曾被世博會“刺痛”。

　　張元濟對西學興趣十足，1910年曾遠赴西方考察，一連走訪了英、美、德、法等十幾個國家，并抓住機會參觀了當年的比利時布魯塞爾世博會。他寄回了大量信件暢談體會和看法，對中國簡陋的展廳陳設、偏僻的展位深表痛心。他認為，中國的參展情況不能與老撾、越南、非洲國家相比，更不及美國、日本，就是連袖珍小國摩納哥都比不上。

　　對于世博會重要性的問題，張元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他認為，世博會不僅是展示的平臺，與教育、軍事、經濟、文化都有密切的聯系。中國一方面可以在世博會上展示自己，也可以學習借鑒別人是如何發展的。這些文章對當時中國的一些有變革圖強思想的實業家產生了“醍醐灌頂”的影響。

　　回國后，張元濟“掌舵”的商務印書館先后駛向了1915年的美國舊金山世博會、1926年的費城世博會等多屆世博會。商務印書館不僅展示了出版物、制造的打字機，還出版了大量有關世博會的書籍，從中可見張元濟當時中國最早認識到世博會重要性的實業家之一。

　　與張元濟的經歷類似，1933年，身為青島華新紗廠經理兼青島工商學會理事長的周志俊參加了芝加哥世博會，并于次年發表了相關著作《芝博瑣言》。

　　《芝博瑣言》約1.2萬字，真實記述了芝加哥世博會盛況，對中國參展情況，周志俊認為中國展品大體是古玩、玉器等傳統物品，不足以發揚我國光彩。他說，中國疆域遼闊、歷史悠久，但中國館內卻沒有一絲一毫與旅游相關的展品和介紹。周志俊進而預言，旅游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很大的產業，必將得到各國重視，成為各國發展經濟的“重頭戲”，中國如果不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實在可惜。周志俊在70多年前就提出這種觀點，可謂眼光獨到。(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