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美國財政部宣布推遲發表半年一次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美國暫時沒有錯誤地決定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但“貨幣戰”的硝煙并未遠去。尤其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當天的表態顯示,新一輪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已近在眼前。事實上,近來全球范圍內有關“貨幣戰”的爭論與擔憂,很大程度上是對美聯儲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新一輪寬松政策預期的反應。正是由于預期到新一輪美元貶值即將來臨,許多國家或干預匯市,或提前作出應急對策,以解本國貨幣急劇升值、熱錢大規模涌入的燃眉之急,并避免新一輪資產泡沫積聚的風險。就當下全球會否爆發貨幣戰、引發貨幣戰的根源及危害、匯市干預的競爭性升級能否奏效、人們能否尋找到解決匯率問題的新路徑、G20框架下能否對匯率進行國際協調等問題推出一組報道,以期幫助讀者對有關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無論是上一次以“廣場協議”收場的匯率爭端,還是眼下尚不知走向的所謂“貨幣戰”,美元貶值都扮演著最核心的角色。專家認為,問題的深層次根源在于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即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使其能夠通過尋求貶值來獲得其他國家無法達到的目的,特別是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逃避債務。只要這種局面不發生改變,伴隨美國經濟的周期性變化,這種匯率戰的威脅可能還會重復上演。這也是為什么人們如此關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原因。
記者陶冶上周五,美國財政部將原計劃于當天公布的匯率報告推遲至11月份20國集團(G20)峰會之后發布,暗示美國政府不希望在G20峰會前進一步加劇兩國之間的緊張情緒以及更大范圍內的多國匯率爭端。盡管如此,寄望已持續近一個月的全球匯率爭端就此偃旗息鼓仍不現實,世界經濟正面臨著2008年9月本輪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以來的又一次嚴峻挑戰。是什么原因讓曾經發誓通力合作以對抗危機的盟友們如今兵刃相向?除去當前特殊的經濟環境因素,是什么力量一次次地置全球經濟于匯率紛爭之中?在保護本國利益和穩定全球經濟大環境的權衡中,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又各懷何種心事?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所長李向陽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眼下全球關注的匯率之爭存在幾個層次的原因。首先,這一場“以各國競相尋求貨幣貶值”為表現的匯率戰有著鮮明的后危機時代烙印;其次,必須認識到導致本次爭端迅速升級的最直接誘因在于近期美元的主動大幅貶值;最后,自二戰以來世界經濟也曾經面臨過類似的匯率爭端,而其反復出現的深層次原因恰恰與美元一家獨大的不公平國際貨幣體系有關。
所謂的后危機時代烙印,大致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危機后全球總需求的急劇萎縮令各國對于保障本國出口利益更為敏感,對本幣升值的容忍度也大大降低。危機爆發前,發達國家作為全球需求的最主要來源地,消化了大量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產能,在一定程度上維系著全球產出與消費的大循環。危機爆發之后,發達經濟體需求的迅速萎縮不僅導致國內產能無法消化,同時也令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遭遇重挫,成為后者受危機拖累的最主要渠道;而本身存在需求瓶頸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短期內不可能形成足夠需求來恢復危機前全球產出與消費的平衡。在這種情況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不僅希望減少進口,而且希望擴大出口;而新興市場國家也在全力穩定自身出口以維系復蘇。其結果就是,更多的出口商在爭奪一塊大大縮水的市場,匯率自然成為見效最快的進攻和防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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