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近期硝煙彌漫的貨幣戰成為最重要的議題之一。雖然會后發表的聲明中并沒有提出實質性的爭端解決方案,但各方表達出的和解意愿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近期人們對各國貨幣競相貶值而導致貨幣戰爭的擔憂。聲明強調,各主要經濟體應該“基于市場決定匯率的原則,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高級經濟研究員戴道華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能夠較快達成妥協,甚至達成某種形式的貨幣協議,擱置紛爭,這將是本輪貨幣爭端的一種最理想結局。不過考慮到此輪貨幣爭端背后雙方的不同動機和爭端根源,這種最理想結局能否出現仍具較大不確定性。他說,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對新興市場的妥協主要在于降低對后者貨幣升值的壓力,同時減緩美元等主要貨幣的貶值幅度;而從新興市場的角度來說,則可能需要以自己的部分利益為代價幫助發達經濟體盡快走出經濟困境,而這不僅僅要有讓步的意愿,更要有相當的政治智慧。
所謂“妥協”,即是爭端雙方(即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己方訴求,同時部分地照顧對方訴求。因此了解雙方爭端背后的動機以及爭端升級可能帶來的影響是各方政治家必做的功課之一。戴道華認為,發達經濟體面對著低增長和高失業的困局不得已采取非常規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手段,當其有效性遭到質疑之際便把目光轉向匯率。但這樣的政策十分短視,以刺激其內部經濟為惟一著眼點,但卻在外部制造了許多新問題。首先,靠匯率貶值刺激出口的想法近乎一廂情愿,是危機爆發以來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的延續,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很可能會觸發全球競爭性匯率貶值或貨幣戰,為全球經濟復蘇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其次,事實上的匯率大幅貶值有違作為全球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歐元和英鎊所包含的保持匯率穩定或強勢的要求,說明它們為自救而忽視應該承擔的責任。特別是全球最大的債務國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更可以達到轉嫁和削減償債成本的目的。最后,發達經濟體不愿意接受較長時間低增長和結構性調整的痛苦,刺激經濟無所不用其極,甚至不惜匯率貶值,加上本身的流動性陷阱,造成全球流動性泛濫,熱錢沖擊新興市場,推動資產價格新泡沫。
在這種情況下,新興市場只能投身貨幣戰以自保。這既是因為新興市場本身的經濟增長模式對出口較為倚重,匯率大幅升值會影響其經濟復蘇進程,同時也與發達經濟體為救市所釋出的大量流動性在新興市場造成房地產和金融資產的新泡沫風險和通脹壓力有關,因此進行匯市干預并實行某種形式的資本和匯率管制以抑制熱錢流入和泡沫風險也是新興經濟體不得已的手段。
盡管爭端雙方各有苦衷,但如若互不讓步,則將有可能再次陷全球經濟于巨大風險之中;仡櫄v史,上一場席卷全球的貨幣戰要回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自此以后,雖然廣場協議令美元兌日元持續大幅貶值,但該結果是主要經濟體有共識推動達成的。其后亞洲金融風險中亞洲各國貨幣大幅貶值也非出于自愿,其結果也是發達經濟體所接受的。據此,目前這場全球貨幣戰雖然未達到當年的規模,但也可以說是百年一遇的。
盡管如此,戴道華認為,若比較具體指標(如GDP和失業率)的話,兩者仍有天淵之別。而大蕭條之所以破壞性如此嚴重,部分原因恰恰在于當時各國放棄金本位,競相進行貨幣貶值以輸出高失業,最終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壁壘林立,對全球貿易造成沉重打擊。因此,避免眼下這一場貨幣爭端以免重蹈覆轍關乎各方利益。就爭端雙方而言,雖然貨幣戰、貿易戰和金融戰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的影響會有一定區別,但結果肯定是兩敗俱傷。發達經濟體因為財政和貨幣刺激手段快將用盡,其經濟復蘇較為趨弱,一場惡性貨幣戰完全有可能把其經濟推入二次衰退,衰退的程度或會直逼剛剛結束的衰退。過去兩年全球雖然經歷過戰后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其程度遠較大蕭條輕,主要就是因為有新興市場的支持。未來在貨幣戰、貿易戰和金融戰的威脅下,雖然競爭性匯率貶值意味著沒有人能真正從匯率上取得競爭力,但全球貿易萎縮對新興市場的影響會很大,雖然新興市場普遍能通過挖掘內需加以應對,但更大的威脅來自熱錢大規模流走和資產泡沫提前爆破上,新興市場不可能獨善其身。
基于上述種種考慮,多數業內人士認為即將于下月召開的G20峰會可能會成為解決本輪貨幣爭端的重要平臺,各方有望借此機會盡快達成妥協并向解決問題的理想化方向發展。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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