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下午,4名原湖南省寧遠縣水利水電局的正式在編職工,在清華大學西門附近,用菜刀砍下了各自左手小指的一部分,他們這樣做,僅僅是為了以此證明自己并未曠工。斷指之后,湖南省電力局、公安局領導對他們說,誰不妥協誰就去勞教,4個人不妥協就4個都去勞教。
(詳見本報今日A12版)
對于這4名工人與所在單位之間勞動糾紛的是非曲直,我不敢妄加判斷。但是看到他們在與單位協商無果后,先后走了勞動仲裁,司法訴訟的程序,尤其是在敗訴之后,仍選擇了上訪,我卻可以斷言,他們還算是相當理性的維權者。悲哀之處或許也正在于此:當一群理性而克制的維權者最終都不得不選擇“斷指”這種過激的方式表達訴求的時候,那將意味著什么?
“我們實在沒辦法了,該走的路都走了,告都沒地方告了”,4名維權者的獨白,或許才是比“斷指”更可怕的現實。自張海超“開胸驗肺”、孫中界“斷指證清白”等標志性事件被輿論聚焦,并取得相當圓滿的結局之后,極端的維權方式便漸成效仿之勢。但我相信,對這4名懂得通過勞動仲裁和司法訴訟來討個說法的維權者來說,他們應該很清楚輿論的關注度終究會慢慢淡下去,“身體維權”的邊際效應也會遞減。所以,“斷指”其實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訴求可以暢通的表達,不滿可以通過制度化的通道加以釋放,這才是一個社會的正常生態。不管這4名工人在與單位的勞動糾紛中是否占理,甚至不管他們的維權是否存在固執乃至無理取鬧的成分,但既然我們的法律和制度設置了這樣的救濟通道,就應當尊重他們的選擇,并充分保障他們權利的實現。然而我們看到4人在經歷勞動仲裁、法院審理和上訪程序后,等待他們的竟是被拘留。甚至在斷指之后,還被單位和公安局領導恐嚇。按照合法途徑維權最終維成了“違法者”,權利的申張竟是被恐嚇“送去勞教”的理由,這既是維權高風險的現實寫照,事實上也等于宣布關死了他們的權利救濟之門。此時,擺在他們面前的無非兩種選擇,要么屈服,放棄自身的權利;要么尋求私力救濟,而可供利用的資源只有他們的身體。
公民的維權之路狹窄,成本高昂,這只能說明我們的救濟制度低效,公民的合法權利脆弱和無力。不難預想,在“告都沒地方告”的現實下所掩蓋的社會風險,遠非“斷指”所能比擬。□吳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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