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川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率呈上升趨勢 多因心理壓抑

　　《法制日報》記者近日從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了解到,近年來,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趨勢,新生代農民工涉案人員中有7成以上在犯罪前無固定工作和穩定收入,多數人犯罪則是出于“一時的沖動”。

　　“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提法,出現在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主要是指具有農村戶口、在城市工作且年齡介于16周歲至30周歲之間的“80后”、“90后”農民工。據統計,新生代農民工在外出打工的1.5億農民工里面占了60%,已成為農民工的主體。　

　　有調查稱,新生代農民工游離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因為居留方式不穩定、歸屬感迷茫、教育管理缺失,令他們產生了異常的“邊緣心理”；因為在城市生活中屢屢受挫,這種強烈的“城市失落感”使他們中部分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最終走向犯罪。　

　　在銀川市興慶區人民法院的法庭上,22歲的陜西青年李某淚流滿面。面對法官,他低沉地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的老家在陜西,多年前,父親從老家來到銀川郊區,以種地為生,農閑時偶爾也打些零工。在我11歲的時候,母親去世了,父親一人撫養著我和弟弟。由于家里窮,為了供學習成績好的弟弟上學,減輕父親的負擔,高一時我只上了一學期就出去打工了,那一年我16歲。我去學了廚師,想好好干幾年多掙點錢,讓父親和弟弟過得好一些。可現實太復雜了,因為年齡小、學歷低,我只能在餐廳干端盤子、打掃衛生的活兒,拿的錢少,人也累,關鍵是總被人家瞧不起。我有能力,廚藝也不差,可因為在銀川沒有根基,沒有人認可我,掙的錢才剛夠養活自己。這些痛苦我一個人默默承受著,從來沒有跟家里人說過。心里憋得慌,也不想回家,就迷上了網絡游戲,在虛擬的世界里什么都忘了,尤其是在一次次的游戲取勝中終于得到了肯定。”　

　　記者了解到,在連續上網6天后,李某身心疲憊,想到無望的未來,產生了輕生的念頭。網游中的暴力情節浮現在腦海,他將水果刀扎向巡邏民警……

　　“其實,李某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現代社會‘新生代’打工族的狀態,特別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面對生活中的坎坷,很容易走入歧途。”此案主審法官趙婧姝說。

　　“她穿名牌、開名車、消費一擲千金,我給她倒酒時,聽她和別人說光這兩年炒房子就賺了上百萬元。這種暴發戶,搶她一些不算多……”這是一名“90后”在入戶搶劫案發后供述的作案動機。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在今年以來銀川市中院審理的案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農民工犯罪比例與往年相比,呈上升趨勢。犯罪類型則以盜竊、搶劫、搶奪等侵財型犯罪為主。

　　據辦案法官介紹,新生代農民工涉案人員基本處于無業、待業或打零工狀態,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同時,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多為初中及以下學歷,由于整體素質不高,只能從事最底層的工作。這些工作往往收入低、環境差、不穩定并且缺乏保障,長期從事這種工作,難免會讓他們感到失望和厭倦,這種邊緣化的不良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通過犯罪來宣泄。

　　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理事、銀川市教育學會會員袁紀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新生代農民工犯罪高發的背后,是令人擔憂的心理健康狀況。新生代農民工的戶籍在農村,卻長期生活在城市,游走于城市邊緣,無明顯身份。他們企望過上安穩的生活卻享受不到諸如醫療衛生、讀書就業、住房交通等公共福利,無法實現內心夢想而非常矛盾,充滿壓抑和酸楚,在某種不特定因素的刺激下會以劇烈方式爆發極端行為。

　　據了解,新生代農民工較之他們的父輩,對城市的陌生感和叛逆情緒更加強烈。而且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一些城里人的傲慢和偏見更加激化了這種情緒。袁紀認為,如今的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在資訊發達的社會里,與城里人接觸的資訊基本一致,思想觀念也跟得上,且大多具有一定的知識技能,城里人應該給予他們尊重,以更開放的態度來接納他們、關愛他們。　

　　袁紀說,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是遏制犯罪的關鍵所在。對這一人群要不斷提升其受教育水平和職業技能素質,使其增強城市文明認同感和對城市生活的責任感；同時加大法制觀念教育,幫助其樹立現代公民意識、權利意識和平等意識。“農民工素質的提高,不僅能減少犯罪,還有利于經濟和社會事業建設。如何實施,是對政府的一大考驗。社會也需要拿出關愛之心,讓新生代農民工感受陽光與溫暖”。 本報記者潘從武 通訊員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