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日電 香港大公報1日一篇署名“王師北”的文章《文風瑣議》指出，文風敗壞，表現(xiàn)多端。單說一種滿不在乎型的，明明自己不懂，偏要裝懂，結果邏輯混亂，語言失范。

　　如下是該文主要內容：

　　先看報刊文風。《人民日報》2007年2月5日報道全國報刊邏輯語言應用病例有獎征集活動，說2000多家報刊被挑出的無可爭辯的語言邏輯差錯，有14883處。以2006年7月14日出版的四份中央級報紙和24份省市級報紙的1至8版正文為例，邏輯和語言應用方面的病例有1289個，平均每份報紙46個。中新社更透露說，有一份報紙錯誤竟高達184個，平均每版23個。有專家說，問題的嚴峻性到了“令人瞠目結舌、不可容忍的程度，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嚴重的階段，恐怕也不為過”。

　　記者編輯筆下發(fā)生的這些問題，原因之一，就在不懂裝懂。2006年5月26日《光明日報》有王蒙一篇文章《從‘乖戾’說到‘你家父’》，說到他的一次經歷。在當年舉行的政協(xié)委員記者招待會上，王蒙說“要講愛心，講親和，講謙恭，講禮義之邦，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用善良美好的情操和信念，代替與人為惡的浮躁乖戾”，一家媒體在報道發(fā)言摘要時，將禮義之“邦”改成禮義之“道”，將“乖戾”改成“乖僻”。王蒙說：“我有點胡涂。‘禮義之邦’是一個熟語，是中華古國長期以來的自詡之說，是常用語，不過近年來用得不太多；‘禮義之道’的說法則相當生僻乃至‘乖僻’了，想來我不太喜歡這樣生造詞語。‘乖戾’與‘乖僻’的差別就更大了”；“想來想去，這位青年記者或編輯，可能壓根兒不知道那被改掉的兩個詞兒。唉，叫你說什么好呢？”其實，不知道“那被改掉的兩個詞兒”有什么關系呢？手頭有詞典，查一下就行。手頭沒有詞典，向別人請教一下也行。或者，慎重其事一些，請王蒙本人看一看，這個問題不就解決了么？問題就在于不想這樣做。隨手一寫，對也好，錯也好，讀者都將記在您王蒙名下，我何苦去費這個心，勞這個神？

　　對自己不懂的詞，用起來卻膽大得很，正應了“無知者無畏”這句老話。不僅王蒙批評的那位“青年記者或編輯”是這樣，還有更高級的例子。《中國青年報》2006年6月21日有王麗一篇《語文丟失了什么》，文章說：“最近，筆者看到上海復旦大學外文學院院長陸谷孫教授的一個講座發(fā)言稿。其中提到有一位博士生導師，寫了一部關于語言學的理論著作送給他，扉頁上恭敬地寫著‘陸谷孫教授扶正’。陸教授哭笑不得。因為‘扶正’一詞本是指舊時人家正房太太死了，將下面排序最靠前的小老婆轉為‘正房’，才叫作‘扶正’。這位作者本來的意思是請他‘斧正’。令人遺憾的是，鬧出這種笑話的居然是一位語言學教授，而且還是博士生導師！”

　　名人不懂裝懂，往往要出洋相。熱心人指出錯誤之后，得到的常常不是感謝，而是惡言相向。自己明明錯了，卻既不認錯，還不準別人批評。2006年3月21日東方網林帆的文章《望文生義說漢字》，說到一件“紛爭”：“那是出自一位名家筆下的平常之誤。其文有道是‘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xiàn)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也許是一時疏忽吧，‘致仕’一詞不意反其意了。偏偏被一位高手逮個正著，提出批評；作者不買賬，弄得差點下不了臺。”出錯的名人常常就是這樣橫蠻無賴。這種風氣影響極壞。什么嚴格自律，努力為社會奉獻優(yōu)質的精神產品；什么從我做起，為營造珍視母語、規(guī)范使用語言文字的社會環(huán)境略盡綿薄，往往就被這種橫蠻無賴的行為抵銷得無蹤無影。

　　李國文曾在《中華讀書報》撰文說：“凡偉大作家，根本不在乎什么行文錯誤，也不在乎什么批評。”用余秋雨的名言說，就是：“多大事啊”！中國現(xiàn)在流行的“偉大作家”多矣，不幸的是，他們最“偉大”的地方從來并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恰恰是“根本不在乎什么批評”。文壇如此，媒體也如此。這大約正是文風敗壞的一個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