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教育:
天安門看升旗是最好國情教育
在擔任廉署專員之前,羅范椒芬作為一位女高官,就已經在香港有很大的名氣。她最為人熟知的是,用了漫長的八年時間來推行一項困難重重的教育改革。
記者:在教育部門工作時,你一直很積極地推行國情教育,為什么會如此重視?
羅范椒芬:我上個世紀90年代曾經去清華大學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國情培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一個人口專家和我講,中國每一年出生的嬰兒數量就等于澳大利亞整個國家的人口數。十幾年了,我都記得這個比喻。香港是彈丸之地,內地的東西部為何差異這么大?香港人只從自身出發很難理解。香港的年輕人只有了解國情,才能理解到國家這么大,為什么有些政策是這樣定的。
記者:年輕人參加國情教育之后,有沒有轉變呢?
羅范椒芬:有好大好大的轉變。我們在一個小學里設立了一個國民教育中心,專門講國家的基本國情和知識,全年都被訂滿了。我在教統局時,也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過很多次國情教育,效果非常好。帶年輕人去航天中心、奧運中心,他們看到都感到驕傲,回去之后大家還要討論、反思。回來后,學生們和我講他們的收獲。我發現,去天安門看升旗永遠是最好的國情教育。青年人其實是理性的,講給他聽,他就會理解國家。
記者:在教改時,對香港歷史教科書的改革也引起了爭議,當時是怎么回事?
羅范椒芬:2002年,我們推出了教改藍圖,希望歷史書可以涵蓋中西方歷史,不僅要有縱向的記錄,也要有橫向的、同時代的比較,傾向于比較歷史學。比如清朝閉關鎖國時,世界上其他國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希望學生可以看世界,而不是只看自己。但當時,教中國歷史的老師怕這樣修改后,會沖淡學生的民族意識。但我認為,民族意識應當通過國情教育等方式加強,讓學生有種認同感。
我希望學生可以多角度地看問題。我覺得部分香港人太單一地看問題。當一個地方資訊越發達,當言論越自由,更加要培養青年人多角度思考問題、獨立分析問題的能力,否則就容易被誤導。
關于個人:
曾是烹飪高手多年沒做家務
羅太正式遞交了辭呈,但是她在公開信里說,自己是“關掉一扇窗,打開一道門”,她為自己的公務員生涯畫上句號,卻又同時展開了人生另一篇章。從事了多年的教育工作,仍是她心底最向往的未來。
記者:以前在教統局,你的形象很親切,到了廉政公署是不是有很多人怕你?
羅范椒芬:不會,我性格是很直爽,但對人、尤其是年輕人還是很溫柔的。(笑)
記者:在過去十年中,你的直爽性格也曾帶來一些麻煩。有否想過改變性格?
羅范椒芬:干嗎變化?我要保持自我。我的座右銘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于心。我比較坦率,但不是無理。我的性格也許不適合做官員,但我做公職,就要有原則,要為公眾利益。我以前的上司教過我:對待那些位高權重的人不能阿諛奉承,也要講真話;做事要大公無私、不偏不倚,不能畏懼權勢。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立場。我的父親是很正直的人,也教我做人要正直。我的原則性很強,可能有的時候不會妥協,會影響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可能原則和現實之間需要妥協。
記者:十年來,你身上的風波不斷,如2006年年初的“倒羅潮”和最近的教院風波。
羅范椒芬:每次風波過后,我都收到更多的支持信。這些市民寄來的支持信,是我最寶貴的財富。至于家人,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支持我。
記者:在政府辛苦工作這么多年,又經歷這么多,家里人會不會有意見?
羅范椒芬:投身教育界的時候,我的兩個孩子都已經到國外讀書,不用照顧他們,所以才有更多的時間放到工作上。我的先生是醫生,一直都很支持我。我很多年沒做家務了,以前還是烹飪高手,不過已經十幾年沒有下廚了。現在太累了。
記者:下一個十年有什么打算?
羅范椒芬:我服務香港三十多年,退休后真的希望為國家做點事,希望為青年人做點事,給他們廣闊的視野、正確的價值觀。教書也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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