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基本法“很躊躇”
金庸告訴記者,1984年,當他受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很躊躇”。那時他是香港《明報》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全面負責報紙的行政和編輯工作,還要親自撰寫社評。“我參加了基本法起草,會不會有損《明報》的獨立報紙形象?”“后來我想,我現在的一切,雖有自己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境所賜。目前香港面臨困難,她的前景是否光明順利,很大程度上與基本法如何制定有關。我熟悉香港,這里有我的親人、朋友和那么多的讀者,他們的苦樂憂喜我不能不關心。”
金庸回憶說,基本法的起草過程相當繁復,前后經歷大約5年之久。他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制體制小組港方負責人,另一位內地負責人是已故北京大學蕭蔚云教授。“我和蕭教授有時有不同意見,也時常交鋒,有一次還當著記者面爭吵起來。但我們可以坦率地交流和辯論。我們之間最后結為好友。”金庸說,香港基本法的內容根據三大要旨起草:中英聯合聲明;保持香港的原有制度;保障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政制體制小組負責起草基本法關于特區未來政治體制的內容,爭議不少。當時,金庸(查良鏞)和著名實業家查濟民提出了有名的“雙查方案”,希望政制發展循序漸進,對現行體制不多作改變,“過分激進行不通”。草委中,包括一些香港委員在內的大部分人認同他們的觀點。他們的一些意見,在基本法起草中獲得了采納。1997年7月1日,基本法在香港正式實施。
1993年3月19日,金庸接受邀請到內地參觀訪問。在北京,江澤民會見了他,并與他進行了交談。回到香港后,金庸寫了一篇文章記述這次會見,題目是《北國初春有思》。其中,他寫了4首詩,表達他參加基本法起草的經過與感情。
晚年再深造“好玩兒”
金庸的辦公室一面朝向維多利亞港灣,其他幾面墻,落地的書架上擺滿了他在不同時期、不同語言版本的著作。雖然寫武俠小說是金庸先生的“副產品”,但誰也不否認金庸對中國文學的貢獻,他在華人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也許就這些原因,金庸始終是傳媒的“寵兒”。
時值香港回歸十周年,就在這最近十多天,就有20多家內地和香港的媒體先后采訪金庸先生。對于記者的采訪,金庸總是笑瞇瞇地耐心回答,而且,不厭其煩地為“記者金庸迷”簽名。記者眼見一幕:幾家媒體七八個記者圍著他,每人遞上一本書或者是一疊紙請他簽名,有要求鋼筆寫,有要求用毛筆……金庸來者不拒,有如對待自己家中的孩子。
過些時候,金庸還要返回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面對記者采訪,82歲的金庸總是忍不住談他在劍橋的學習生活。“讀書好玩兒”。這是典型的金庸武俠小說語言,說罷,金庸又是開心一笑,兩只眼睛瞇成一對彎。在他看來,終身孜孜不倦以求學問,是人生的一種極大享受。“能透露您的成功之道嗎?”臨別了記者問。“用功,全力以赴,”金庸給出了6個字的答案。
獅子山下,維港兩岸,上演了無數成功的神話。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這些神話將會繼續。
“我堅信,二十年后的世界,一定會比現在變得更為美好,”這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金庸與日本友人池田大作的對話。今天,他依然相信這句話。 (記者 向劍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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