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沒有根的感覺,對一個香港的讀書人來說,總有一種失落感。這種懷舊的文化,對一個人的人文修養來講,如果沒有,對自身成長是有影響的
本刊記者/蘇琦 孫展
家學淵源得正宗國學心傳,受教臺灣成功大學外語系后,又負笈英倫取西學真經,其后返港在報界浸淫多年,兼有報人、文人、學人的身份,一路走來,董橋已然成為香港文化的一個標桿性人物——香港文化中的中西合璧、傳統與現代兼備的特質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達。
在訪談中,董橋以一個文化守望者的姿態,對包括香港在內的兩岸三地自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流變進行了精辟的解畫,既有對傳統中國文化味道式微的些許失落與無奈,也有對多元文化成長可能性的樂觀期許;既對港人國語水平的提高滿心歡喜,又對其英文水平的下降感到憂心;在豁達看待香港文化尷尬轉型的同時,又對大陸的“大文化”形態和讀經讀史熱提出清醒的認知。
在一個煙花繁華之地守望文化是寂寞的,但董橋自言:貢獻就在于點點滴滴把這么多年來用心追求的知識,傳授出來。有沒有人看,是另外一回事,“這是盡了你自己的一個本分!
沒有了根,總有一種失落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么看香港回歸以來文化方面的變化?
董橋:我個人感覺,最大的區別,就是回歸以后香港人基本上都會講國語了。每個人都在很努力的學講國語、聽國語。這點我很開心,我的孫子現在很小都會講國語了。
我還在推(動)一個事情,就是國語課應該用國語教,國語讀,這樣以后他寫東西會很方便。香港中文這么多年受到一個很大限制就是文字不行、語言不行,F在這一關克服過去就很好了。
中國新聞周刊:那英語呢?在回歸前后你擔心港人的中文水平,近來好像更擔心他們的英文水平?
董橋:英語嘛,過去可能很好,回歸之前已經不太行了,一蟹不如一蟹。有的學生還是很好,但一般的水平不如殖民地早期我們的前輩,甚至沒有我們這一輩的英文好。
香港呢,我覺得它的價值就在于是一個世界之窗。如果香港人不能好好地保持這種優勢,就比較麻煩。怎么保持呢,你必須語言要強,英文要好,懂得越多國的語言越好。
中國新聞周刊:好像不少人對香港文化能否保持香港性有所擔心?
董橋:香港性,要兩個方面看。香港性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中文不夠好。好的一面就是除了中文之外,必須懂得一門或一門以上的外國語言。
這一點很重要。我最希望內地的人能多懂一兩國語言,因為這對他個人的生活情趣會增加一些。你看的東西不會局限在一個框框里面,會知道別國家的一些東西,這對一個民族的品味、趣味、情趣,甚至于整個社會的安寧、和諧都有幫助。
中國新聞周刊:在80年代你寫的《這一代人的事》,曾提出“文化中國”的概念,感覺你當時有一種很濃重的家國情懷,F在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日益熱絡,是不是就是“文化中國”這個概念所涵蓋的呢?
董橋:我講文化中國的時候,內地“文革”過去了,感覺到中國文化出現了一個斷層。我跟余英時先生經常通信,我們那時就討論中國情懷,我在《明報月刊》的時候就弄了期“中國情懷”“文化中國”,余先生給我寫了比較軟性的,比較感性的文章。
為什么我們會這樣做呢,我們心目中的中國情懷或者文化中國,是希望大家再回味一下老中國的東西。所謂老中國包括那么多年的歷史,也不用太長,清末民初就很夠了,那種味道就在那里。這種東西太多了也不行,太多了人就迂腐了,你完全沒有呢,就等于一個人完全在一個非常現代化的辦公室或住家里面,感覺都是電腦,很冷感的時代,沒有后花園。
中國新聞周刊:沒有根。
董橋:沒有根的感覺。那時我們說文化中國或中國情懷,主要是看到大陸文化斷了一層,看到臺灣在走自己的本土化。這種情形對一個香港的讀書人來說,總是有一種失落的感覺,好像現在兩邊都不到岸。
臺灣那時還有一種老民國的味道在那里。就它那兒最濃,F在你問我關于香港文化,我還是提倡文化的一種反省,一種回顧,不光是中國文化,也包括西方文化在內。所以這些外國書(指著桌上古版英文書籍),我有能力的話都要去搜。這種懷舊的文化,這種古老的文化,對一個人的人文修養來講,如果沒有的話,是有影響的。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兩岸三地的文化發展,是更融合了,還是更分立了?
董橋:越來越散,越來越雜,這是好事情,多元。
中國新聞周刊:但是從曾經共同擁有一個文化母體的意義上來講,還是挺讓人傷感的。
董橋:不要傷感,應該開心才對。要這樣散掉才好,才會冒出一些人物出來,不然總在一個天地里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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