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授是知識分子的本分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文化十年來,有沒有吸納新的元素?
董橋:沒有。有一個比較不好的現象,就是英國人那邊的淵源斷掉了,中國這邊的淵源還沒有建立起來。我覺得現在香港人,就像港府整天講的,經濟最要緊,賺錢最好。這就像鴉片,讓你在別的方面不求上進。當然我不能說這個不好,但是不能光這樣看東西。
中國新聞周刊:內地也存在這個問題。
董橋:是啊,看一個社會不能光這樣看。我覺得現在香港的官員中國文化的素養太弱,太不夠,這很可悲。我看香港的領導層要經過二三十年,幾代之后,(中國文化素質)才會好一點。
現在一些香港官員對內地沒有認識,也沒有感情,對臺灣也沒有感情,他總是一個香港,自我中心論,自我感覺非常良好,這很糟糕。
中國新聞周刊:香港的文化是該吸收大中華文化以后創造出一個亞文化,還是要回歸到某種傳統?
董橋:凡是這樣的說法,我都不會同意。因為你把文化弄成一個整體去思考,等于是要有一個中心思想在那里去引導它。其實文化像水一樣,不能凝固在一起,不能用一塊東西變成另一塊東西,讓你去塑造。文化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有的時候自然就有了,你開窗看到外面樹木突然都綠了,鳥都回來叫了,你就很開心,那就是文化,可是你不能說這些東西是意識形態。
比如文化我是偏向早年老民國,像林語堂先生,梁實秋先生,那一輩的人,包括現在內地還在世的黃裳先生,楊絳先生。這些是文化,但是你不能把他們歸類,你不能說啟功先生代表整個北京的文化,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不能把文化變成一個整體去考量,而是讓社會有這樣一個氣氛,讓一百個人中有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關懷這個東西,那就夠了。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現在推動香港文化繼續向前走的動力源在哪里?
董橋:早年,錢穆先生來香港辦學,辦新亞書院,他的學生是余英時,這樣一代代傳下來。現在呢,你要想在香港的大學里面找到能夠在學術上真鎮得住場的人物,不多,大陸這樣的人也不多。這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
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不論做什么工作,你的貢獻就在于點點滴滴把這么多年來用心追求的知識,不管是舊的、新的,傳授出來。有沒有人看,是另外一回事,是盡了你自己的一個本分。
連這一點,現在也不容易了。因為電腦。我們那一代人,真是一頁一頁、一本一本看,學問都是這樣,幾十年累積下來。現在寫文章,不用翻書,電腦一按,什么資料都在里面了,你只要照著抄就行了。跟我們這些人一本本去看哪里一樣,你說這不是非常悲哀嗎?
可是我想必須經過這段時間。現在包括美國、英國,新作家的東西我不一定看的下去,看兩行就覺得不太對,因為感覺沒有了,還是看回我們那一代人的東西。
中國新聞周刊:所以你現在經常寫一些關于筆洗、如意,這些過去文化的符號性的東西。
董橋:對,我有時是故意這樣寫的,因為看年輕一代都是電腦,讓人很擔心。
中國新聞周刊:你對內地目前出現的讀經熱、讀史熱,以及祭奠孔子等怎么看?
董橋:有人做我不反對,但你要我提倡、發揚這個東西,那就不必了。
不要有所求,就讓它自然推過去。最要緊的是要培養一個人的誠信,進行公民教育,以及做人一些很基本的東西,這是很必要的。但不要把它歸為一個組、一堆人或是一個團隊的精神。不要希望要把它弄成一個怎么樣的大趨勢,因為我看很難,除非用高壓手段。
中國新聞周刊:之前我們跟陳果導演聊,他說香港處于一個相對尷尬的時期,也如你所言,舊的已經去了,新的淵源還沒有建立起來,轉型的方向感也不是太明朗,那么你對香港文化的走向有何預判?
董橋:我都是個人的看法,風水輪流轉。所謂十二年一個運,香港人的競爭力以后都會不如內地。內地有一些年輕人,我看到的、認識的,真是很用功,很苦干。
七八十年代長起來的這代人太幸福了,沒有吃過什么苦。50年代、60年代我們剛來香港的時候,日子很難過,那是要拼的。日子難過對一個人、一個社會來說是好事,只要有一個信仰,凡事付出一分力,就會有半分收獲。
《獅子山下》那種精神,當時肯定有,后來就沒有了。因為興旺了。
所以回歸之后,我有一個比較復雜的想法,或者說一個比較矛盾的想法,就是香港的下一代人,除了盡量爭取到外國讀書、去看看外國的情況以外,更要多一點去內地看看,包括臺灣。這是中國人幾代人在那里成長的地方。香港人如果沒有這種感受,可能會是一種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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