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中山大學聘饒宗頤為研究員，因戰(zhàn)爭關系，大學被迫遷往云南澄江，饒宗頤取道鯊魚涌至香港，本來打算循此轉赴澄江，但因途中曾深入族地區(qū)調查而染上惡性瘧疾，大病一場，就此滯留香港。1940年，他在香港完成了《楚辭地理考》。

　　這只是饒宗頤在學術上的一小部分，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金石學等多個領域，饒宗頤的成就斐然。同時在書畫方面，都達到極高的藝術境界。

　　“書法是可以反映一個人的人格。”饒宗頤說，向來中國的文人畫也多受贊譽，也因為書法同時可看到人的修為。“雖然漢字的形貌不同，但是可反映出人的精神面貌。”

　　饒宗頤擅書法，曾多次舉辦書法展。在與池田大作的對談之前，他曾寫過兩副對聯相贈：“池荷消火宅，法句涌心田”、“大易尊大作，中庸致中和”，聯中嵌入“池田大作”的名字。

　　“但現代有了計算機，有好多花樣，和我的時代有差距，連觀點都好不同，但無論怎改變，我始終認為，書法就是人的精神。”時代不同，科技與傳統(tǒng)的結合也產生了許多變化，例如城市大學研發(fā)水墨軟件，饒宗頤說：“用計算機程序來教水墨是沒問題的，都是一種藝術的方法。過去有過去的辦法，現代有現代的辦法，但書法應該要表現人的精神。”

　　做學問的方法有很多種，使用什么工具，利用什么途徑，饒宗頤向來持開明態(tài)度。他本身治學，不但開明，更極具前瞻性。1996年他便曾主持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甲骨文數據庫計劃，在計算機尚未如今天般普及的時候，在短短兩年內將五千個甲骨文及八十余萬的卜辭，重新爬梳整理，存入數據庫內，建立完善的甲骨文數據庫。這正如饒宗頤所說，“學問是要與時并進的。”

　　宗教學也是饒老專擅的領域，對談中與對佛法素有研究的池田大作相遇，少不免的是兩人對佛法的理解與交流。

　　“其實佛學對于做學問，也是有用的。”饒宗頤說。不論學術界或其它界別，凡有所成就的大師，不少都有涉足佛學領域，饒宗頤直指：“佛法怎樣形成，到今日為止，仍有各種不同的睇法。但共同點是，佛法是古代，特別是自古時人的經典，吸收當中長處，對人好有用。”

　　“我寫給池田先生的對聯是出自《易經》。”“大易尊大作，中庸致中和”一聯，饒老說當中所指的，其實是和平的理念——《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創(chuàng)價學會信奉《法華經》，其實《法華經》便是有教育作用的經典。”

　　“但是要問佛法怎樣形成？其實佛祖并不是印度人，而是出生于尼泊爾，雖然是王子，但他的外來者身份在印度屬第二階級，他能提出每個人都可以成佛，這是很不容易的。”

　　《法華經》談人人皆有佛性，饒宗頤則以經歷表示，隨著時代的演變，做學問的方法即使有所不同，但人人都可以在學問一途有所得著。“學藝雙攜”，學問與藝術雙攜，即使書中所談的是文化與藝術，其實，也是講學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