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企業(yè)行為都有其理性考量存在，都有相應的決策力量與機制、團隊來保障企業(yè)作為一個“經濟-社會”生命體的延續(xù)，不同的繼承法無非像順產與剖腹產的區(qū)別一樣，各有利弊。文·河伯

　　每當商界豪杰梟雄病重彌留之際，我們似乎就習慣性地繃緊神經，因為數不清楚位數的遺產，終于要有個交代。當然，以豪門恩怨的邏輯來看，此時不僅有遺產浮出水面的盛景，亦有八卦浮出水面的妙景，而八卦也往往與遺產相關。

　　華人富豪的去世，尤其如此。原因毋需贅述，無非是屢次提到的華人諱忌早立遺囑、華人企業(yè)家族制色彩濃郁，情理不分等等。

　　如果純粹以西方法律傳統(tǒng)的視角來看，華人遺產繼承確實搞得太過復雜與懸疑，而通過法律層面的繼承法與個人層面完備的律師服務，西方企業(yè)家相比之下能夠更清晰更方便地處置自己的財富繼承，譬如被人廣泛傳誦的蓋茨和巴菲特。

　　而華人的最新反面例證，則來自于賭王何鴻燊，且以王永慶、龔如心的遺產大戰(zhàn)為背景。今年7月，病重入院后，好事者就為他計算出有百億財富可供繼承，但有四房妻室十七子女，以及像王永慶遺產案、龔如心遺產案那樣，天知道從哪里冒出來的私生子或神秘外姓客，可參與繼承。

　　不過，以上引述的分析評論方法，未免有八卦與不負責任的嫌疑。與此相伴的問題是，“好的”繼承制度是不是就像剖腹產那樣，精確而可靠？

　　這個世界只有好的繼承與不好的繼承，或者兩種或多種繼承方法，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西式或東方繼承，歐萊雅的女繼承人也爆出將大額遺產贈與攝影師的事件，而遺產的懸疑結局與白熱化爭奪，從來并且會一直存在下去。特別是針對巨額遺產的分割，律師的存在非但不是一種屏障，反而是一種助推作用，畢竟律師是要收取傭金的。

　　其次，我們要區(qū)分財產繼承與企業(yè)控制權的更迭。以何鴻燊為例，數據顯示，個人財產百億計的他，其旗下企業(yè)實際控制的資產達到數千億。個人財富的傳承，無非是一種小范圍的再分配，其結果也會局限在家庭內部的維持、發(fā)展或揮霍，反面教材譬如變賣祖產的八旗子弟們。

　　固然，將財富視為終將回歸社會是一種曠達的道德或者一種現代社會的價值觀，但財富本身畢竟為現時的社會體制所推崇，以最寶貴的東西饋贈關系最密切的妻女子嗣密友，似乎也無可厚非。我們更需要考慮的是，相比財富傳承的人情味，企業(yè)控制權更迭的不同之處，是因為企業(yè)作為現代社會的經濟、文化與社會諸方面要素與利益的載體，企業(yè)的動蕩會引發(fā)更大范圍的影響，家族內部的財富分割，可以作為八卦在茶余飯后消費掉，家族企業(yè)的前程則要影響到很多人有茶有飯的生活。

　　最后，回到家族企業(yè)這個概念。麥肯錫的調查數據表明，少有家族企業(yè)可以在幾十年內持續(xù)發(fā)展、順利傳遞，但就此質疑華人企業(yè)家的承繼，似乎并不成立。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是，家族化的企業(yè)管理權傳承，遠比現代企業(yè)制度時間久遠，自然經受歷史考驗更多，且不說為人津津樂道的職業(yè)經理人制度蘊含巨大道德隱患，職業(yè)經理人亦不可保障企業(yè)可以在大的時代動蕩中基業(yè)長青。

　　還需要考慮到的是，這個數據本來表達的就是一種現代企業(yè)制度與家族企業(yè)的雜糅，而不是討伐家族制本身或者若干敗家子。就像現時很多家族創(chuàng)制的企業(yè)，其實際控制權已經不在家族手中一樣。

　　具體到賭王的個案，如果稍作分析，似乎我們也不必太過擔心。賭王三代叱咤港澳商界風云，從資助孫中山革命事業(yè)的香港首富何東爵士、到其弟何福(何鴻燊的祖父，亦為華商五杰)，何氏家族很少離開商界的頂尖位置。

　　不僅如此，他們也多有子嗣，如何東有十一子女，何福和何鴻燊的父親何世光皆為十三子女，如此也是與何鴻燊的十七子女在一個數量級上，后代人數眾多看來并沒有影響家族產業(yè)的興盛。而家族中最大的一次風波動蕩，并不是發(fā)生在財富與財權的繼承上，而是源于何鴻燊的叔叔何世亮一次股票投機失敗行為，這令兩個兄弟自殺身亡，何鴻燊的父親亦逃亡越南。

　　何鴻燊10元港幣獨闖澳門的傳奇，無非是為了光宗耀祖的志向與反哺母親的孝道，相比職業(yè)經理人的制度，這種道德與情感維系，很難說不是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對各路富豪遺產繼承分割的熱衷，除了“目睹”財富轉移所達成的虛擬體驗與八卦心理外，也能從中獲取一種傳承的感受，畢竟我們相信代際間傳承的不僅僅是遺產，比如“虎父無犬子”的認知。香港著名作家、資深音樂人黃如此評價賭王：“他的風度，連我這個沒有什么同性戀傾向的男士也被迷倒�！蔽覀兯坪跄�許這樣出色的人物，是可以將優(yōu)質的基因更廣泛、更有效地進行傳承的。就像前幾年我們熱衷于討論成吉思汗如今有幾億后裔一樣。

　　就此，長期被詬病為壓迫婦女的妻妾制度，其實更主要是為了滿足繼承權與選拔合適家庭繼承者的問題。無可否認，財富催生了風流，而這背后其實也有制度性考慮。

　　當然在賭王個案中，何家是女人主事，妻女多在商界、娛樂界表現卓越。比如四太就進入了賭場這一核心產業(yè)，且是通過了承包制的考驗，因為即便是賭王安排的人，達不到經營指標，照樣要“下崗”。換言之，對于那些精力充沛、眼界廣闊的企業(yè)家來說，他們會有意從家族中選拔合適的繼任者，而且即便是家族企業(yè)，亦有元老組成的各類符合現代企業(yè)制度的管理措施。

　　社會資源對于個人奮斗的價值也不容否認，甚至是核心資源，而這樣的資源更容易在家族內部流動。如何鴻燊獨闖澳門的豪情背后，其實也是得到一位叔公的舉薦。

　　可見，家族本來與制度是不沖突的，家族難道不是人類歷史中最長久、最堅實的一種制度嗎？維護家族后代權益與保障基業(yè)長青之間，并沒有天然的隔閡，問題在于如何進行更順暢的制度設計，無論如何，它們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如果在這篇短文中我們需要有什么結論性的意見的話，那就是任何一種企業(yè)行為都是有其理性考量存在的，都有相應的決策力量與機制、團隊來保障企業(yè)作為一個“經濟-社會”生命體的延續(xù)，不同的繼承法無非像順產與剖腹產的區(qū)別一樣，各有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