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20日電 朱德庸坐在一幅畫有鮮艷金剛鸚鵡的裝飾畫下，語速飛快地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出的問題；荒謬”是這個下午談話里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

　　“……這簡直是個笑話，我需要這樣嗎？記者們問我重復的問題，我一次次地回答，回頭想想，其實挺可笑的。拍照也一樣，每個記者都很努力地拍，但是選出來的都是最丑的一張！我的書也變得很陌生，這還是我的書嗎？這實在是很荒謬的事……”

　　朱德庸坐在一幅畫有鮮艷金剛鸚鵡的裝飾畫下，說起一個荒謬的經歷。

　　白領是不戴鐐銬的奴隸

　　朱德庸說，幾個月前臺灣一份對上班族的問卷調查說，60—70%的白領認為他們是穿西裝打領帶的乞丐或者窮光蛋。消息來源說，臺灣如此，世界上別的地方恐怕也差不多：白領就是一群穿西裝打領帶的奴隸。

　　跟古代那些穿著破褲子，戴手銬腳鐐的奴隸沒甚么不同，只是這鐐銬是無形的。他的理由是——“本質是人為什么要發明上班這件事？上班本身就充滿了荒謬。人在最精華的年代，一天8小時地干活，生下來那么辛苦，好不容易長大，難道就是為了要上班？這本身就是荒謬的。上班代表著什么？難道人從出生到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成為一個白領？”

　　最反對打卡制度的朱德庸也曾經上過班，但那四年里他感覺很不快樂。似乎什么都很好：工作是《中國時報》的金飯碗，身份是每天工作2小時沒有人管的自由人，生活是照著之前軌跡和速度那樣過日子。可為甚么還會不快樂，感覺自己要瘋了一樣？“我不快樂是因為我變成大人了，那么快速地變成大人，所以我立刻跳回小孩的世界。”

　　“那幾年我曾忘記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我違背了我的本性，于是就辭職不干了。因為把這部分拿走，我就和其它庸庸碌碌的人沒有兩樣，因此我選擇一個有記憶的生活。時代是一個進化的過程，我們已經回不去了，不能再成為小孩，但是可以重新找回小孩的心態。一周做兩天小孩，一天做幾分鐘小孩，讓你心中的小孩一點一點活過來，小孩的本能是趨吉避兇的，永遠只會選擇對他最好的人生。”

　　畫跳樓：最是生死一瞬

　　稍微細心的讀者都會發現，朱德庸很樂于、并擅于表達“跳樓”(或墜機)。在《一個女孩自殺的全過程》、《死亡瞬間人所想到的》、“自殺三人組系列”的漫畫里，現實過程僅幾秒鐘的跳樓，成了一個人詩意墜落并回顧前半生的機會。

　　朱德庸用結婚和跳樓做比較，“結婚是很私人的，是我與另外一個人的事情；跳樓更是個人的事，一切的感受認知都只有我一個人，很好玩。我覺得跳樓本身就很戲劇性，是生與死之間的過程，有許多東西可以談—在幾秒鐘里，放進很多荒謬的事情。在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介意的？你在想什么？”

　　　關于死亡的話題，沒有一次能進行得如此有趣。朱德庸說他從小對死亡抱有如外星人般的好奇心，他回顧自己第一次感受到死亡是小學一年級，那是一個周日，他迷迷糊糊地爬上爸媽睡的大床，想繼續再賴一會，卻不料哥哥臉貼著臉對自己說：“婆婆死了。”什么是死？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第二次是舅舅死了，躺在殯儀館里一張有輪子的鐵床上，身上罩著一個很大的好像家里夏天蓋菜的紗罩，只不過更長更大。舅舅的臉色很灰暗，和印象中活著的他很不一樣。又一次，大街上死了一條狗，人們圍攏了在看，等他們都走了朱德庸還在那里看。在他年幼懵懂的心靈里，“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你有無感覺，”他反問記者，“一個人死亡的那一瞬間便不再是他了，死亡的荒謬性特別大。有些死亡是被迫的，而跳樓是自愿的，被迫與自愿之間存在差異，可以畫。”

　　賤好男人 & 偷窺狂

　　在一次臺灣的抽樣調選中，朱德庸和馬英九名列新好男人榜上明星，“其實這全都是狗屁，都是商人們的花樣。這樣他們賣房子賣車的時候就可以說：這是新好男人的選擇，或者這是新好男人太太喜歡的。所以我說我是賤好男人，新好男人算甚么，我要比新好男人更露骨更那個，我要做賤好男人……”

　　做“賤好男人”是為了嘲笑“新好男人”，朱德庸一本正經地說，“賤不賤是天生的問題，不是選擇的問題。大概有98%的人違背他自己的意志，不愿做的事仍在做，不愛上班還要進辦公室，不是賤嗎？娶的老婆嫁的老公不能令自己愉快，還要給別人打電話傾訴‘倒垃圾’，不是賤是甚么……”

　　　除了“賤好男人”，他還承認自己是一個偷窺狂。漫畫是虛擬的，卻是建立在真實的世界之上。一些人說朱德庸的漫畫太夸張了吧，又有些人說朱德庸好像住在我隔壁，否則怎么那么真實？偷窺能夠發現真實，朱德庸說自己就是一大偷窺狂，而他的讀者是一群小偷窺狂。網絡上只有偷窺狂和暴露狂兩種人，要不怎么有那么多人開Blog呢？暴露狂勇于攤開自己的真實，偷窺狂們也利用這個管道大行偷窺之事。

　　　“偷窺一方面是我的樂趣，另一方面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此熱衷于偷窺，躲在每個四格漫畫的小窗戶后偷笑，卻能用最健康的方式貼切地表達，綴連起來一個以若干四格漫畫映射的荒謬的眾生世界，我不禁感慨，這實在是上天最不荒謬的安排。(文：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