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8日電 香港《文匯報》近日采訪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曾蔭權看窗外時晴時陰，他笑著提到《時代》周刊新一期的封面故事為香港“平了反”，更認為香港的未來是“晴天有云”：“這是《時代》對香港未來最好的描繪、最高的評價，要知道，他們描繪美國、中東、歐洲，可都是‘一片黑云’。我想，他們對香港的前景真是十分看好。”曾蔭權心直口快。
一直把《香港已死》這篇報道放在辦公桌上，時刻提醒自己的特首曾蔭權在接受采訪時，對《時代》為香港“平反”感到高興，但也坦言香港不能自滿，全球經濟急速一體化所帶來的挑戰、貧富懸殊差距拉大的警號、人口老化所衍生的醫療社福開支壓力、政制發展持續20年的爭拗不休，凡此種種都不能輕視，當局必須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當然，《時代》也強調今日香港是“晴天有云”，前景仍受許多不明朗因素影響。曾蔭權對此完全同意﹕“晴天有云，是給香港打了80分，可說是最高的評價，甚至可能有點過了，我自己才給香港今天的形勢打70分。”曾蔭權不是過慮，而是看到了《時代》周刊可能忽視了的一些潛在問題。
他毫不諱言就任特首兩年來，發線后移、白發增多，日日工作繁重，難免感到疲累，但信心十足地說：“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得了，希望這句話不是我自大的說法。”只是細數得失，他會為路過的的士司機忽而搖下車窗，說一句“曾生，我支持你”而開心得“見牙不見眼”，連番笑謂：“由心里甜到落腳趾”；復又為家人因自己的身份要承受巨大壓力而感觸嘆息：“我想沒人樂意做曾蔭權的子女”……
近距離見證特區十年的成長，曾蔭權感觸尤深，隨回憶的起伏，一向感情豐富的他語調時而沉重，時而昂揚，時而哀傷：“十年的風風雨雨，讓人難忘的事情那么多，真可說一言難盡。但無論如何，金融風暴、非典疫情、05年政制改革不能成功，這些涵蓋經濟、民生及政治等范疇的重大事件，對我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戰、考驗，也是特區十年走過的一個個重要的里程碑。”
非典重創 最痛也最自豪
十年里，最感痛心的是奪去299條港人性命的非典一役。曾蔭權認為，這幾十年來香港雖屢經波折，但即使是98年席卷亞洲的金融風暴，殺傷力都不及非典(沙士)：“香港人都會同意，沙士是我們最大的考驗和創傷，也是我們最可引以自豪的回憶—能夠在這么艱苦的時刻全民一心，更有臺前幕后的英雄舍己為人。在這場影響全球多個地區如加拿大、臺灣及新加坡的戰役里，香港市民所表現出來的專業精神及高質素，值得我們自豪。”
他指出，非典過后，香港經濟迅速回復正軌，城市的清潔程度在疫情前后有強烈對比：“直到目前為止，香港仍是亞洲最清潔、衛生的城市之一。醫療架構亦趁機作出了改善，對于預防類似的大規模的傳染病，我們的預備工夫遠比以前充足。當然，預防工作是沒有完美的，但根據世衛報告，我們是區內的表表者。”
市民幸福 最累但最開心
05年接任特首，他戰戰兢兢，感到無限光榮，并直言：“不止是因為我連任特首正值香港回歸10周年，更重要是國家及香港人對我的信任，這當中附帶了很多新挑戰及責任，是巨大的使命。”競選特首時，他以“任重道遠、死而后已”自勉，如今他仍堅守這個信念，認為是每一個地方領導人必須具有的心態：“壓力不在于委任狀上的幾個字，而在于工作的崗位，要以無畏的精神，克服任何困難，把市民及服務對象的利益放在首位，市民利益永遠高于一切。”
十年里，既有痛苦的磨練，也不乏開心的時刻。曾蔭權自言是個“簡單的人”，令他感到開心的，往往都是些簡單的事情：“有時坐車，有的士司機搖下玻璃窗對你打個招呼，游客能叫得出你的名字，笑著對我表示支持，都能令我從心里甜到落腳趾。”一提“開心事”，他頓時神采飛揚：“香港有個女仔打乒乓球打得好，我開心；另一個選手打羽毛球打得好，我又開心；金寶踩單車踩得這么叻，我好開心；國家航天員圓了中華飛天夢后來港訪問，我更加開心；見到經濟復蘇速度快，可以早兩年達致預算平衡，又是一件開心事；香港股市的集資能力超過紐約，令人大受鼓舞；CEPA落實，尤其是個人游的成功，內地游客現在占來港旅客的一半，又是很值得開心的事。要知道，其中好多件，都是‘一國兩制’的成功見證。”
“一國兩制”顯成績
年輕一代要“攻心”
說到“一國兩制”全面地成功落實，他認為還需要一個過程，但無疑2007年港人對國家的認識及認同，與1997年時已有天淵之別：“一國方面，可見到兩地交往頻繁，在幾次大挑戰中，國家如何無私地幫助香港，港人都看在眼里，更加明白到‘一國’的重要性。又如香港人講普通話的水平，與97前真是不可同日而言，連我這種講得‘論論盡盡’的，到今天溝通也已經沒有問題，當然還未達到讓人完全可以接受的程度。”他續稱，“一國”意識提升，“兩制”亦見成功落實，這是世界公認的成績。
但他強調“一國兩制”是個巨大的工程，相信要一、兩代人才能完成，特區政府致力加強國情教育，但亦明白社會上總有些人不滿現狀，甚至希望回到殖民統治年代。他以電影《墨攻》為例，指出“中國人深諳軍事兵法，對于策略、攻守的考慮都有獨到之處”。電影令他產生一種新思維，“攻心為上”，要給年青人時間，透過包容、同情的態度，處理社會上的一些問題和不滿情緒。 (邱萍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