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遇到非西方事務，西方的“新聞自由”原則就被意識形態的偏執取代。最近，這條規律再次得到應驗。幾天前，有報道稱，“德國之聲”將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封口”。在此之前，德國體育信息社記者迪特·黑尼希也被解職。原因都是因為表述或報道有“明顯親華”傾向。

　　西方所宣揚的媒體“新聞自由”究竟是什么？為什么“罵中國”有自由，替中國說公道話卻沒了自由？是什么造成了西方社會對中國以及對很多非西方國家的嚴重偏見？這的確是有趣的問題。

　　實際上，媒體是西方社會復雜管理體系的一部分，它們扮演一部分社會監督者的角色，對政府、社會現象進行批評，進而成為體制內制衡各方的一種力量和平衡利益的工具。這實際上是西方社會發展，其內部各種勢力不斷磨合的產物。如果縱觀西方媒體報道的整體圖景，就會看到，所謂的“新聞自由”實際上只是在同一價值體系內有效，維護的是西方主流社會的利益。而一旦走出西方封閉的利益體系，面對其他利益群體，西方媒體立刻散發出“獨裁者”的味道，其面目令人吃驚。

　　這些年太多的事例向世人證明了西方的“新聞自由”在世界舞臺上出了問題。在報道國際新聞時，西方媒體常常表現得西方利益至上、政治掛帥，以至于不顧事實、人云亦云。比如，北京奧運會期間，很多來華的外國媒體、游客驚呼自己的“中國印象”被顛覆了，百聞不如一見，面前的中國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想象。之所以會發生這種集體性的“印象顛覆”，就是因為之前存在著一個集體性的“印象騙局”。在絕大多數沒有來過中國的西方人腦海里，中國是一個由西方媒體編織出來的形象，而制造過程其實是一個用西方價值觀“量體”之后，對中國現實進行篩選、編織甚至捏造的“裁衣”過程。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出版界、媒體界層出不窮地介紹西方社會的各種先進之處，所以當中國人真正走進西方世界，總體感覺并沒有超出之前的預期，甚至一些人在看到西方社會的負面時，感到落差和“幻想破滅”。

　　反觀西方世界，從積極的角度理解中國經濟進步、肯定中國政治進步的評述寥寥無幾。如果中國沒有政治進步，可能帶來經濟的騰飛嗎？如果中國經濟原地踏步，中國人現在的生活又將是怎樣的面貌？對于中國人創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事實，西方樂見的笑臉卻不多見。每每雙方出現摩擦時，就會立刻出現一批皺著眉頭使勁向中國戳手指頭的人，因為在“反華”思維的大旗下好乘涼，“逢華必反”是主流意識愿意走的老路。這條路雖然與事實背道而馳，但符合目前西方的輿論環境，走起來總是沒有危險的。因此，在這里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和西方媒體比起來，這些年不斷進步的中國媒體說了更多關于西方的真話，而西方媒體說了更多關于中國的假話。

　　“新聞自由”有時更像是西方價值觀操縱的一個逼真的木偶，它的表演直接受西方社會認同的價值體系的干預。1999年科索沃沖突時，英國廣播公司(BBC)駐貝爾格萊德記者約翰?辛普森以“在報道中未能與政府的口徑保持一致”被斥為“沒有達到一個老記者‘應有的標準’”，還接連遭到了英國政府的嚴厲批評。2003年6月5日，伊拉克戰爭爆發后不久，《紐約時報》兩名高級主編因報道欺詐丑聞而被迫辭職。而在戰爭中，駐伊美軍頻頻干涉記者的新聞自由，次數之多令人震驚，甚至給每個記者發了長達15頁的“戰地采訪須知”，各國記者也必須遵守“三不準”的報道規定，否則就會被“清理出局”。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資深記者彼得?阿內特“只是說了一些自己的感想”就被公司解雇。布什老家得克薩斯州的一位記者，因為寫了一篇反戰文章，其專欄被報社取消……

　　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有線新聞電視公司記者克里斯蒂娜?伯耶松就“西方新聞自由”道出了真心話：“當局控制著媒體傳播的信息，而記者則變成了當局的‘速記員’”。伯耶松曾和另外14名西方新聞記者合寫了《黑名單》一書，稱西方新聞自由面臨著巨大的危險。而這樣的反思正應該從他們所堅持的“新聞自由”的狹隘性開始。

　　西方內部的“新聞自由”也并不像一些人標榜的那樣干凈，但這是西方內部的問題，在此不多議論。毫無疑問，西方媒體必須從心理上真正走出西方世界，擁抱全人類。世界在發展，非西方世界的亮點很多，西方世界看待非西方世界的很多老觀點顯然過于陳舊，與事實格格不入。現在是西方媒體說真話，真正表現“新聞自由”的時候了。幾乎所有西方學者都承認，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遠遠多于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這有些是歷史造成的。逐漸填平這道認識中國的鴻溝，西方媒體大有可為。(單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