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其訪問印度時，大搞“價值觀外交”，強調要更加重視印度，因為印度是民主國家。有報道說，這是德國外交政策調整的一個標志。此前，也就是10月23日，德國執政的基督教聯盟黨出臺了一項新的亞洲戰略決議，決議稱，“德國和歐洲在能源、非洲和外貿等領域正面臨中國的競爭”，還說中國“給大西洋兩岸的民主體制帶來挑戰”，建議“德國增強與印度、日本、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的關系”，言外之意是要改變前幾任德國政府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政策。

　　無獨有偶，前不久下臺的日本首相安倍在8月22日訪問印度時，也曾在印度議會前發表“戰略性演講”，高調宣傳日本所謂的“價值觀外交”和建立所謂“大亞洲”伙伴關系，呼吁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同日本組成新的四國戰略與經濟聯盟，在歐亞大陸外圍形成一個“自由與繁榮之弧”。

　　而在2006年，美國與印度簽訂核協議時，美國一再聲稱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而美國是世界上最支持民主的國家，美印核協議有助于美印構筑戰略性伙伴關系。

　　中國崛起的沖擊波

　　近些年來，中國通過和平發展戰略使經濟持續高速地增長，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同時中國和平共處和互利共贏的外交政策使中國在國際上的朋友越來越多，在周邊地區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絕大多數人民都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持歡迎和肯定的態度。在國際社會中，中國越來越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但另一方面，中國的迅速發展也讓一些國家產生焦慮和擔心：美國有人擔心中國在亞太的影響上升會使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下降；德國擔心中國后來居上，今年就取代德國在世界經濟中居于第三的位置；而日本擔心中國實力的上升會使它更難以發揮它一直夢寐以求的“大國”作用。

　　中國的追趕和日漸強大讓這些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處于前三位的經濟強國內心不平衡，眼看中國迅速趕上，不由得著急緊張起來：“中國在崛起，我們怎么辦？”他們雖然仍很強大，但擔心在未來的競爭中輸給中國，因此在國內將中國作為他們提高國家競爭力的原因和借口，政客們對選民說：如果你們不努力，你們將來的飯碗就被中國人搶去了！對學生說：如果你們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去為中國人打工！對公司的老板說：如果你們不創新，將來合同就被中國公司拿去了！這種鼓勵人們居安思危、努力開拓進取是可以理解的，雖然其中不免有夸大、嚇唬選民的成分。但下列說法則走極端了：一些國家將他們的失業率上升歸咎于中國，原因是工廠外遷、資金外流、工程外包到中國，其實是全球化經濟的普遍現象，全球化時代的制造業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中國也有此類現象，中國工人也因此失業，但中國人去哪里尋找替罪羊呢？

　　對中國崛起的回應，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比較普遍的反應是一種予盾心理：既想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受益，又擔心失去昔日的排名和地位。

　　印度為何成為“香餑餑”

　　美國、日本、德國領袖紛紛前往印度，對印度民主大唱贊歌，印度一時間好像成了“香餑餑”。難道他們沒有發現，印度早就是民主國家，而不是現在才是民主國家？但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這時候才去印度，才唱贊歌呢？

　　印度雖然早就是所謂民主國家，但印度最早是向蘇聯學習，也搞計劃經濟，因此國家發展速度受到限制。上個世紀90年代初，印度也開始搞經濟改革(比中國晚13年)，進入21世紀后，印度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其軟件業發展迅猛，為世人稱道，最近的GDP增長率高達8%，僅次于中國。正是印度經濟崛起的勢頭讓美國、日本和德國將目光轉向，重新認識到這個南亞人口大國的價值：印度龐大的人口(將來有可能超過中國，成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國)可能將是外國產品的潛在消費者，印度價值50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工程會為美、日和德等國的大公司提供發財的機會，印度未來的核能發展更是讓這些國家的相關公司躍躍欲試。

　　其實，就實際利益而言，印度對美、日和德國來說，更多地是具有“期貨價值”而不是現貨價值。印度固然有它的長處，但就經濟和社會發展而言，印度落后于中國至少10年則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的投資環境、基礎設施、制度建設方面比印度要好。無論如何抬高印度、貶低中國，中國與它們各自的關系都比印度與它們的關系要密切深厚：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進口國，僅次于加拿大；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國；中國是德國在亞洲的最大貿易伙伴，2006年，中德貿易額為763億歐元，是印德貿易額的7倍，印度只是德國在亞洲的第四大貿易伙伴。美、德、日在華的直接投資也遠比它們在印度的多，中國是發展中國國家中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

　　如果是商人，把加強與印度的聯系作為一種經貿和投資的選項未嘗不可。常言道：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即便是中國自己，也在加強與印度的經貿往來，提升兩國的合作水平；如果是國家領導人，發展同印度的正常的國家間關系也是件好事。近些年來，中印關系也越來越好。但是這些國家在追捧印度的背后似乎還蘊藏著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即在遏制中國的崛起已不可能的時候，離間印度同中國的關系，拉攏印度，限制和防范中國。

　　“價值觀外交”蘊藏的邏輯

　　冷戰結束后，西方流行著一種國際關系理論，即“民主和平論”。簡言之，這種理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因此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保證。“911事件”之后，美國如驚弓之鳥，布什政府對恐怖主義的襲擊追本溯源后得出結論：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地球那一邊的國家的人民是否自由有關。于是就有了美國武力翻薩達姆的政權更迭，就有了前蘇聯國家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顏色革命”。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中一再強調，支持世界上的民主運動、促進自由的擴展、最終結束世界上的專制制度，是美國國家安全的緊迫要求，是時代的召喚，也是美國的使命和美國的外交政策的目標。然而，時隔兩年，伊拉克的戰后民主政權在騷亂中搖搖欲墜，前蘇聯地區的人民對“顏色革命”的后果怨聲載道，美國國內對武力推進民主的政策批評有加。布什自嘲說：他是美國的持不同政見者。因此，當日本前首相安倍呼吁建立亞洲“四國價值聯盟”以牽制中國時，美國了無興趣，國務卿賴斯則對此稱不要向中國發出錯誤的信息。

　　那么，為什么連美國都沒有興趣玩“價值觀外交”時，日本和德國卻如此熱心呢？原因是：日本、德國原是二戰后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兩國社會也是在美國領導下進行了民主改造，政治重建，制度上與美國無異，又都是美國的鐵桿盟國，因此對美國的領導是心悅誠服，安心和放心的。它們對中國的迅速發展內心是不服氣的，它們無法想象中國有朝一日發展起來后會是什么景象？它們對中國戰略上的不信任來自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不同、來自價值觀的差異，中間的隔膜非共同的物質利益可以彌合。因此，利用“共有價值觀”拉攏印度來防范中國就是它們的如意算盤：印度與中國近鄰，同為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扼印度洋要沖，地緣政治上處于重要的地位。對它們來說，“價值觀外交”是一種未雨綢繆、聊以自慰的防御性戰略，其目的在于“整合”亞洲的“民主力量”，鞏固與美國的同盟，以應對正在崛起的中國，防止“中國模式”挑戰“美國模式”，“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

　　目前，安倍已遠，日本新上任的首相福田康夫非常務實，未必會有時間像安倍那樣高談闊論“自由與繁榮之弧”。況且，當安倍的“四國價值聯盟”公布后，應者廖廖：美國、澳大利亞毫無興趣，印度也表示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而默克爾出于個人的背景，想提升價值觀在德國外交中的重要性，印度之行只是一種試探，印度自有其戰略考慮，不會人云亦云。但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對中國崛起的疑懼，借價值觀問題向中國進行的“發難”今后還會層出不窮。（張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