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23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5月23日發表題為《究竟誰在震災面前作秀》的文章說,災難之所以稱其為災難,首先是與人道相悖。面對尸橫遍野、殘垣斷壁,每個有良知的人都會寄予深深的同情。雖然中國人沒有指望某些西方媒體有悲憫眾生的菩薩心腸,但同樣也不希望有人把某種意識形態凌駕于生命之上。遺憾的是,在如此危急關頭,德國《明鏡》周刊等媒體不僅沒有站在人道立場說話,還一反常態地把“人權”拋到了九霄云外,換一幅嘴臉對中國救災工作橫加指斥,這是極大的不人道。
文章摘錄如下:
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使“天府之國”四川大部分地區遭受重創,大地震造成的山體崩裂、泥石流泛濫,延緩了拯救行動,致使死亡數萬、災民遍地,后果慘烈。中國政府發動了一切社會力量,在第一時間展開了施救工作,從反應速度到信息公開,從高層輪流一線督戰到為遇難者下半旗致哀,一系列行動令人耳目一新,不但取得了民眾的信任,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
因此有人撰文稱,中國汶川大地從某種意義上緩解了中國和西方的關系,使那些慣用“人權”標尺衡量一切的思維也受到了一次強烈震撼,連許多在拉薩事件和奧運火炬傳遞中刻意向中國發難的西方媒體,都為中國的進步喝彩。當然,在2008年中國社會的整體進步是明顯的,僅從為震災罹難者下半旗看也透出了政治的人性化。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黎民百姓降旗,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然而,任何事情都希望得到全世界的一致好評并不現實,既然有人贊許,也就會有人批評。比如,德國《明鏡》周刊5月14日刊發瓦格納的評論,稱中國“把災難變成公關行動”。同屬貝塔斯曼旗下的《明星》周刊也刊文提出類似觀點,認為中國此次在處理應急事件中一改常態是作秀,目的是想要利用這次災難結束在西藏危機之后的國際孤立局面。在他們眼里,不管中國政府怎么積極應對災難,怎么努力改變現狀,都有鮮明的政治圖謀,似乎連地震也是政府所為。
在人命關天的時刻說風涼話,和幸災樂禍一樣也毫無人性可言。道理顯而易見,生命的要義永遠超越意識形態,任何政權如果置民眾生命于不顧,必將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礎。中國政府在這次震災中恰恰遵循了人道主義原則,災難發生后信息透明度極高,各種應急措施十分得當。正如德國《時代周報》所言:“政府及時的反應同災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并無關聯,為救災付出的努力絕非是出于宣傳作秀,中國在本次地震災害中的表現受到聯合國的表揚當之無愧!
毋庸諱言,人類文明的進步往往都始于災難中,如同沒有洪水泛濫,就不可能有諾亞方舟。就算中國今天的進步都是用教訓和哀傷換取的,當一個政府嘗試著表達人情,當一種權力嘗試著走近人性,誰又能說其中沒有包含著政治文明的進步?從這個角度說,瓦格納等人是無稽之談,就像有人把孔子學院視作文化滲透,把奧運火炬傳遞當政治宣傳,本質上就是惡意的。
災難之所以稱其為災難,首先是與人道相悖。面對尸橫遍野、殘垣斷壁,每個有良知的人都會寄予深深的同情。雖然中國人沒有指望某些西方媒體有悲憫眾生的菩薩心腸,但同樣也不希望有人把某種意識形態凌駕于生命之上。遺憾的是,在如此危急關頭,《明鏡》周刊等媒體不僅沒有站在人道立場說話,還一反常態地把“人權”拋到了九霄云外,換一幅嘴臉對中國救災工作橫加指斥,這是極大的不人道。
長期以來,中國人對西方輿論習慣用“傲慢”、“偏見”解讀,認為不論中國怎么改變,都無法動搖他們固有的心態。其實,這種說法并不一定通用,西方人的“傲慢”是因為近代以來引領了人類文明潮流,由此導致對其他文明的漠視,而“偏見”卻有極強的互動作用。就面對自然災害而言,“卡特里娜”颶風之后,在自家農場休假的美國總統未到災區,遭到了全球輿論的抨擊;緬甸發生風暴災害后,軍政府的領導人丹瑞也沒有出現在救災現場,同樣引發了世界輿論的同聲譴責。這說明,世界輿論在災難面前一般沒有親近遠疏,體現的都是生命高于一切的價值觀。
泱泱大國13億之眾,誰也不能保證沒有以作秀心態捐款救災的現象發生。但是,在重大的公共災難事件面前,聲音最大、組織能力最強的并不是企業和演藝明星,而是國家及社會管理機構。
救災作秀肯定不夠真誠,表現形式再堂皇也不是義舉,但即便有少數人作秀,起碼比瓦格納的“秀”要人道。但愿汶川大地震中幾萬人的罹難,應該讓中國學會自省自強,把握每次自我完善的機會,進而使一切形式歸于真實,讓“瓦格納們”閉嘴。 (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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