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余　瑋　吳志菲

　　王新德，著名神經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我國帕金森病學科奠基人。1924年11月出生于浙江上虞，1950年畢業于上海醫學院。歷任上海第一醫學院神經病學教研室副主任及第一附屬醫院神經科主治醫師、副主任、講師，衛生部北京醫院腦系科副主任、主任；出任過衛生部北京老年醫學研究所研究員，中華醫學會理事會理事，中華神經病學學會、中華老年醫學學會主任委員與名譽主任委員，世界神經病學聯盟錐體外系疾病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醫科大學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華神經科雜志》名譽主編和常務編委。系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現為《中華老年醫學雜志》主編，世界《帕金森病及相關疾病雜志》編委。

　　在聯系采訪王新德前，記者通過網絡檢索王老的個人背景資料。失望的是，關于他的個人介紹和報道寥寥無幾。看來，王新德教授是一位十分低調的專家。不過，以其神經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的多重身份，以及所擔任的眾多學術職務，甚至多年來參與國家領導人醫療保健工作的特殊經歷，注定他的一生會充滿神奇的色彩吧？

　　帶著種種疑惑，記者走近了這位德醫雙馨的老人，也似乎走近了中南海的紅墻。

　　“初次見到主席，很緊張，畢竟對這么一位偉大的領袖有一種敬畏心理。”

　　自20世紀60年代，王新德就一直作為“中央保健委員會”專家小組的成員，直接參與或負責了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陳云、鄧穎超、胡志明等多位中央領導和外國元首的醫療保健工作。一般情況一周一兩次，他要走進那道神秘的高墻，為保障、挽救、延長這些政治巨人的健康和生命盡心盡力。相對自己的其他經歷而言，這無疑是頗為傳奇而又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一筆。來自中南海的故事總讓人敬畏而神往，記者渴望著王老能夠講些鮮為人知的故事，然而，無論我們如何追問，他只是笑著連連擺手：“不能講的，不能講的……”

　　當記者質疑海外出版的、李志綏著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中的某些情節時，一向保守“絕密”而第一次接受外界專訪的老人才打開話匣，好像有話必說，不說不可，得還歷史一個清楚與明白。此時，這段塵封多年的紅墻秘事豁然吐露。

　　“毛澤東的醫療組，是在他病情危重時，根據需要臨時組織的。總共只有兩次，每次時間都不長。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前)主席病重期間組織的，時間一年多；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經科和內科專家會診時提出，經領導決定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兩年多。我是第二次醫療組專家成員，當時是北京醫院神經科主任、教授。李志綏是中南海的門診大夫，我清楚第二次根本就沒有宣布過李志綏是醫療組組長。”王新德情緒激動地回憶說，并找些資料來證實：“李志綏那本書很多是假的，胡說八道，我看過。”

　　原來毛澤東的醫療組第一次是在周恩來的重視下組建的，李志綏在起初當過醫療組組長，后來決定由吳潔(曾任北京醫院院長、心內科主任)擔任這次醫療組的專家組組長，對保健、醫療、搶救等業務負總責，護理工作由日夜堅持在第一線的護士長吳旭君負責。毛澤東會見尼克松后，健康日漸恢復，各位專家陸續回到原單位，持續一年多的第一次醫療組就結束了。“凡是重要的醫療討論和做決定的時候，或是在搶救的時候，李志綏都向后縮。毛主席心肌梗塞搶救時，李志綏又是向后縮。”王新德對李志綏在以后的表現很是反感。

　　王新德是1974年夏抽調為中央保健委員會專家的。1974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電話通知有特殊任務，后來才知道是去給毛澤東看病。“初次見到主席，很緊張，畢竟對這么一位偉大的領袖有一種敬畏心理。事實上，他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風趣，也隨和。”聊起自己的這段經歷，王新德“變節”了，不由自主向記者“泄露”了死守多年的天機，認為毛主席這位偉人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種言必稱馬列、張口閉口都是國家大事。“第二次去主席那兒，由李志綏、胡旭東(原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內科主任，后調中南海保健處作保健醫生)陪同我一塊去的。當時主席說話不暢，我檢查了他的神經系統，之后，與解放軍總醫院黃克維、上海第一醫院張沅昌、上海第二醫院徐德隆一起進行了會診。”

　　“主席見人，有個習慣，他要問，你姓甚名誰，哪里人氏，多大歲數，等等。第二次見到主席，主席問我姓名，我說我姓王；他說姓王蠻好，問是不是瑯琊王的王，我邊答應邊點頭。”王新德當時所見到的毛澤東，已不再像以前電視、電影上所見的那樣“紅光滿面”或“神采奕奕”了，而是比較憔悴，皺紋爬滿額頭，頭發花白，顯得蒼老多了。“主席躺著，我仔細地做檢查。我伸出手來，脫去主席的襪子，拿棉花棒劃他的腳底，主席有腱反射亢進。隨后，我又檢查了主席的舌頭。舌頭有萎縮，有纖維顫動。根據癥狀，我已經做出了自己的判斷。接著，整個醫療小組進行了討論，綜合大家的意見，再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有關情況大家要絕對保密。”

　　1975年，毛澤東做了白內障手術。當年為主席做眼科手術的是著名的眼科專家、后任中醫研究院副院長的唐由之教授。王新德對記者說：“1975年春節，在杭州與唐由之等專家見面，給毛主席做眼科會診。毛澤東從長沙轉到杭州療養，在杭州我們對主席的白內障病情作了討論，形成了兩種可行的治療方案：一是針撥，另一個是西醫治療。最后定下的是針撥。”回北京后，幾位專家選擇了適當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術，效果比較好。幾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治療方案匯報，才同意手術方案，并成功實施。”

　　“我們和這些中央領導的關系，從來都是醫生和病人的關系，我只治病不想探‘秘史’。”

　　毛澤東平時吃飯很簡單，經常粗菜淡飯，以紅糙米、小米、芋頭、黑豆為主食，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有時用饅頭夾著辣椒吃，一般四菜一湯，一個人吃飯時常是手不釋卷。毛澤東臥室里除了書報與文件，沒什么值錢的器具與古董，他的生活儉樸，如果非要從中找出一點所謂“奢華”之處不可，倒也有兩點勉強可以算做“奢華”，一是嗜煙，二是吃紅燒肉。不喝酒的他，香煙是一支接一支，并尤愛吃紅燒肉，認為吃肥肉補腦子。“主席飲食不講什么養生之道，喜辣、喜煙、喜葷，處處犯著醫學禁忌。我到后，可能是由于病情的發展，他不得不聽取保健醫生的勸告，改變了飲食習慣，不再有這些嗜好了，可見他老人家的毅力。”

　　生病期間，在工作人員與醫護人員面前，毛澤東從不表現出痛苦、陰沉與悲觀的表情，并盡量不使疾病給自己帶來的痛苦讓人知道。他不忌醫但忌藥，病重了才無可奈何向醫生妥協。在醫生給他看病時，他總是幽默地談話，解除醫生的緊張和顧慮，并用這種特有的方式忍受病痛的折磨，跟疾病作斗爭。“為了擺脫纏身的病痛，轉移注意力，主席總是不停地閱讀文件與書籍。在場的工作人員都幫他舉過書或文件，他用放大鏡閱讀。”主席病重以來，一直躺臥在床辦公、看書，站起來都相當困難，更不用說走路了。

　　據悉：“文革”那陣子，保健醫生與大家一樣，戴上了毛澤東像章，拿起了《毛主席語錄》。主席看見了，很生氣地說：“快摘下來，在我身邊可不興這個，什么萬歲，人怎能活一萬歲?”對于生老病死，他總是抱著樂觀、自然的態度，從不因為晚年病魔纏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當記者談起主席對自己的病是否關心時，王新德教授說：“主席對生死看得很淡，當然也關心自己的病情，他在病重時說希望你們如實對我講，我的病怎么樣，你們也不要怕；若是孔夫子還在世，地球上就裝不了這么多人了，絕對容不下，不擠破地球才怪。我們當然不能跟他講實話，留有余話，醫學上講究保護性醫療，不能跟危重病人講實話。”王老說這話時，顯得特別的認真，還不時問記者聽懂了沒有，生怕記者聽不懂他那口江浙話而記錄有誤。“可能是我的字寫得比較好，好多關于主席如何治療的請示報告都是我代筆的，送上之前先給主席看看，他認同了便寫個‘同意’，請示內容是我們保健專家的治療方案或意見。”

　　主席對身邊工作人員生活方面的關心早已傳為佳話，但他對身邊保健醫護人員政治生命的愛護則更讓人感動。“‘文革’期間，毛澤東有一次因心肺病和缺氧休克，經搶救而復蘇。江青借機將主席身邊的醫生、護士說成是反革命特務集團，并嚇人地舉出蘇聯‘白衫陰謀’的例子。”可是，毛澤東聽了江青的話后說，你說這些醫生是反革命特務集團，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嗎?江青沒有貿然回答，主席用手指著自己的鼻子說，就是我!“從而，主席保護了他身邊的醫生與護士們。當然，主席對身邊工作人員的缺點從不姑息，總是嚴肅指出，這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主席身邊工作的人員，涉密的范圍和程序是有嚴格規定的。只有機要秘書才能送給文件、報告與信件，未經他本人指示，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翻閱，連他的親屬與子女也不例外。“作為保健專家，我心里很清楚，主席是領袖，我是醫生，這就決定了我在醫療范疇內，該問的就問，該做的就做。而不該問的，堅決不問，不該做的，堅決不做，一般只看病不問政治。對于中央領導人，找看病就看，看完以后，我們不會和他們主動聯系。大夫，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傷，我們和這些中央領導的關系，從來都是醫生和病人的關系。‘文革’中，對好些領導人，不管你上去了也好，下來了也好，我照樣為他們仔細看病。”難怪即使在政治環境相對寬松的今天，王老依然堅持原則而不講什么“秘史”、“秘聞”。

　　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毛澤東確確實實地進入了老年階段。他年邁體弱，加上長期勞累和“林彪事件”的打擊等原因，常患疾病：感冒、肺心病、老年性白內障、心臟病……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中。記者探問主席究竟是因什么病逝世的，王新德又是堅持自己的原則：“中央沒說，我說干嗎?中央沒公布，我不去說。外國同行也曾向我打聽過，我從沒講，也沒什么好講的。你不要亂猜，我不會告訴你的。”并說，像鄧小平逝世公布了他的病種，主席的病可沒公布，葉劍英、陳云、鄧大姐都沒公布，當然我都曉得，中央不講，我也不講。記者一再引導他，希望他給公眾解一個謎，然而他一再表示：“對于主席的病，有說是帕金森病的，其實那是對表面情況的一些猜測。我知道，我是神經科保健專家，讓我們去，就是要做出診斷，訂治療方案。今天我不會講，你不要再問了。”他說，保健大夫有一個醫德，病人的情況不能公布給大家，如果他沒有同意；現在毛主席沒有同意，他本人也不可能再同意，你叫我怎么說，這是病人的隱私。

　　“在主席去世的前幾天，我一直守護在他身邊，李志綏‘回憶錄’那段生動的描寫全是騙人的。”

　　后來，主席的身體健康狀況惡化，已完全不能進食了，就連流食也難咽下去，一進食嗓子就嗆。王新德難以接受面對的現實，心情十分沉重，急切盼望主席的病能一天天好起來。醫護人員和廚師根據人體所需的營養，精心為主席配制了鼻飼，護理人員通過插入鼻孔的管子把鼻飼注進去。毛澤東的肺心病不時地發作，常常處于嚴重缺氧狀態，嘴唇都憋得發紫，醫護人員又在他的鼻孔插入氧氣管。“他長期躺在床上動不了，兩側髖骨都長出了褥瘡，可以想象那難耐的疼痛。可主席從不哼一聲，總是用淡淡的微笑來寬慰身邊工作人員，我們怎不感動？！當時汪東興等中央領導，輪流現場坐鎮，具體領導由北京醫院、阜外醫院、解放軍總醫院、三0五醫院及北京同仁醫院等選派的醫學專家和專業護理人員組成的醫療小組的工作。”

　　1976年，對于中國是一個多事之秋。周恩來總理與朱德元帥相繼逝世、唐山大地震爆發，一個又一個噩耗傳來，毛澤東在感情上、精神上又受到一次次嚴重打擊。他實在有些寂寞、悲涼，也預感自己的身體狀況愈加不好。“他的最后一個生日與最后一個春節，陪伴的是醫護人員。記得生日那天，大家在一塊吃了碗面，祝他長壽，身體康復，萬壽無疆。那時，主席講話困難，只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聲音字句，有時他老人家只好用筆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

　　當時，周恩來總理也病危，兩位偉人病榻雖相處很近，卻無力相見。1月8日上午10時許，主席正在看文件，聽到總理病逝消息，“他一言未發，合上眼只是點頭，表示自己知道了。”這時的主席，的確已無法向周恩來這位患難與共的戰友表露自己內心的悲傷，由于身體現狀也無法出席追悼會。“在送審的總理追悼會報告上，主席在寫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用鉛筆沉痛地畫了一個圓圈。”此時的主席，無法圈點的是自己的悲情。

　　這年5月以后，主席的健康狀況明顯進一步惡化。6月初，突然患心肌梗塞，幸虧及時搶救，才脫離危險。“病情剛剛趨于平穩，不愉快的事接踵而至：朱德逝世、唐山地震。送來的地震情況匯報，主席不顧個人病重，都要親自過目。這場地震傷亡達24萬多人，其它的損失難以估量。當秘書報告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親見主席嚎啕大哭，我們那些在旁的保健專家的心也在流淚。”聽到這里，記者不免黯然失神，可以想見主席當時的心境是何等的痛苦與復雜。根據主席病情的發展，中央做出決定，把主席的病情通報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政軍負責人。

　　1976年9月9日0時10分，使中國震撼了整個世界的一代偉人毛澤東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在主席去世的前幾天，王新德一直守護在他身邊。“9月8日，在主席去世的前一天上午，他起初頭腦還清晰，還在關心日本大選的事。”據了解，主席當時張著嘴，喉嚨里發出微弱的聲音，想說說不出，后用鉛筆在紙上劃了三個道，再也寫不動了。過了一會兒，只見他握著鉛筆的手慢慢抬起，吃力地在木床頭上輕輕點了三下。于是，有人想到了他說的話是與“三木”有關，就輕聲問：“主席，您是不是想看有關三木的消息，”他微微點了點頭，動作小得幾乎看不出來。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黨總裁與內閣總理大臣，當時正在參加競選，主席一直很關心他在大選中的情況。

　　“爾后，主席病情突然加重，醫療監視器上發現心臟有些異常，他再度進入彌留狀態，當時氣氛緊張。我一直現場值班，高度警惕地觀察著、注視著，不時地檢查身體。”王新德老人對當年搶救主席的現場記憶猶新，歷歷在目，宛若就發生在昨天：“8日傍晚，是我值班，大家都在主席臥室外的走廊里交班，我發現主席血壓下降，藥物一直用著，但血壓很難維持，當時情況很緊張。在走廊的其他醫護人員正在外邊討論主席病情，我趕過去對交班的人說，你們別討論了，主席的血壓難以維持，快進來吧!”

　　不多久，主席瞳孔散大，口鼻抽吸兩下，上下跳動的心電圖突然變成一條水平線。“醫務人員迅速對主席施行緊急搶救，人工呼吸、打強心針……然而，這一切對于已經走到生命盡頭的主席來說已無濟于事了。”

　　王新德否認有關資料上講當晚主席對身邊護士說過“我很難受，叫醫生來”之類的話，也否認當時給主席服用過安眠藥，“我自始至終在現場，當時主席怎能說話，吃沒吃安眠藥，可找當時的護理記錄證實。”說著說著，不由得找出林克(毛澤東原秘書)等著《歷史的真實》一書中所附的有關1976年9月7日、8日、9日毛澤東護理記錄資料，記者看了，并有值班護士及保健專家等十多人的簽名。根據記錄，記者發現9月8日這一天，毛澤東看文件、看書11次，共170分鐘；其中，16：37，主席看文件30分鐘——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后病情進一步加重。看了這個記錄，誰能不為毛澤東的堅強毅力而感嘆呢!

　　“你們記者再看一看這白紙黑字的文字記錄鐵證，李志綏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的是很假的，說9月9日0點，主席叫他到床前講話，問還有沒有救。那時主席已是病危，人已昏迷，不省人事，怎能說話，其實，李志綏根本就沒有參加直接搶救，有時就沒有在現場，‘回憶錄’那段貌似生動的描寫全是騙人的。”王老越講越氣憤，聲音高昂：“最后主席心電圖呈水平線時，是由陶壽淇、陶桓樂、吳潔、方圻宣布主席去世的。當時，醫療組的全體醫護人員和值班的中央領導都在場。”

　　記者再細看記錄，只見上寫：9月9日0：04，抽吸兩下，血壓測不到；0：06，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10，心跳停止。這份記錄，由醫療組全體醫生一一過目核實，并親筆簽名。按當時的簽名順序，他們是：胡旭東、陶壽淇、方圻、吳潔、姜泗長、高日新、翟樹職、李志綏、陶桓樂、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壽、徐德隆、李春福。

　　“主席逝世后，遺體保存先是決定保存一個星期，后來上面通知要求長期保存供人瞻仰。”

　　9月9日下午3時，無線電波向全世界傳達了一個重大而震驚寰宇的消息——毛澤東逝世了。巨星隕落，舉世悲慟，毛澤東的逝世使首都北京沉浸在悲痛、肅穆的氣氛之中，天安門城樓紅墻中央主席巨幅畫像披上了黑紗，廣場前高大的建筑物上一律下半旗致哀，莊嚴的國際歌聲回響在首都上空。

　　“主席逝世時所在的房間，冷氣頓時開得很足。我們不走，我們守著主席的遺體。那個時候，真的很冷啊!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在半夜，把主席的遺體移到中南海對面的人民大會堂，我們跟著去的。”說到這里，王新德沉默許久。

　　“9月11日，全國各族人民吊唁、瞻仰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主席遺容堅毅安詳，人民解放軍戰士持槍守衛兩旁，7天的隆重悼念活動從這一天開始。我們醫護人員都為他守靈，好多人都哭，淚流滿面。”王新德不堪回首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幕，記者邊翻看他珍藏的所親歷的有關歷史事件的照片，邊聽他一一講解：“我們懷著無比崇敬和沉痛的心情，來到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吊唁大廳瞻仰主席遺容，含著眼淚向主席遺體默哀、鞠躬、守靈，寄托自己的哀思。”

　　記者進而提及主席的遺體保護情況，王新德說：“主席逝世后，遺體保存先是由政治局決定保存一個星期，搞病理的幾個專家都很輕松，認為沒有問題。后來，上面通知要求長期保存供人瞻仰，他們就緊張起來，畢竟沒有先例和成熟經驗，后來參考了越南胡志明遺體保存方法及國內的經驗成果。”據資料記載：主席逝世不久，確定遺體長期保存瞻仰，國務院成立了專門的辦公室，由谷牧副總理領導，下設紀念堂建筑組、水晶棺制作組、遺體保護組、機電組等；每周開會由各組匯報工作，協調進度，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主席遺體保護工作是中央交給衛生部主持，遺體保護組由北京、上海、長沙、廣州有關學科的專家組成。在原新疆辦事處進行研究討論保護的技術措施，長達11個月之久。在這期間，遺體現場的工作，由保護組的負責人黃樹則(時任衛生部保健局副局長)、吳階平、林鈞才(時任北京醫院院長)3人24小時輪流值班，直至遺體移入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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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黨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