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改革“師從”中國?
隨著眾多改革措施的展開,有西方媒體評論,古巴改革有很多地方具有“中國因素”,其中之一體現在交通上。
多西是一名百貨公司的職員,每天上班都要坐公交車。在他看來,改革的最大好處是告別了“駱駝巴士”。上世紀90年代初,為節約能源,古巴改裝了一些公交車,將鐵皮車廂焊接在一起做車身,用貨車車頭牽引,兩邊高、中間低,人稱“駱駝巴士”。“駱駝”能搭很多乘客,車費也很低。但車子破舊,行駛顛簸,噪音很大。 勞爾上臺后著力改善交通硬件。4月開始,“駱駝巴士”被嶄新的中國產公交車代替。未來5年中,古巴政府還將投入200萬美元用于改善公共交通。
“速度快,空間大,坐著舒服,公交車上還放著音樂,一路上多享受呀。”多西語氣輕快,“我們感謝中國的幫助,我們用的很多家電都是中國產的,中國和古巴從來都是一家人。”
“自家人”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也深深地觸動了勞爾。1997年,他首次訪華,游歷多處,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和經驗;回國后還邀請訪華時陪同的中國官員到古巴訪問,為黨政軍干部作報告。2005年,他再次訪華,更加詳細考察中國的改革措施,在古巴設立專門部門,研究中國經驗。古巴一些經濟專家甚至建議“改革完全效法中國”。
不過,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世澄并不認為古巴在“照搬照抄中國經驗”。雖然古巴一些改革措施與中國改革初期的思路近似,但兩國在國情、經濟狀況、所處國際環境等方面差別很大,這都決定了古巴不能照搬中國模式。“古巴改革是在學習世界其他國家改革經驗后,從國情出發,走自我發展道路的大膽嘗試。改革順應民意,并沒有引發社會動蕩,體現了領導者的政治智慧,也符合國際社會的期望。”
徐世澄指出,勞爾新政,先易后難,是“循序漸進的、緩慢的”改革。古巴領導人認為可以利用“市場因素”發展經濟,而非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在醫療、教育等方面強調公平和平均、全民“共同富裕”,并沒有像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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