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鏡頭對向“靖國神社”——日本國內影視界完全不敢觸碰的禁區

　　1997年，李纓準備籌拍一部關于南京的紀錄片，一次偶然的機會，他來到原附屬于靖國神社的軍人會館，拍攝一個“南京問題六十周年研討會”。會議開場的第一個項目就是放映日軍當年拍攝的紀錄片《南京》，當放映到日軍占領南京舉行升國旗儀式時，會場上竟然響起一片掌聲。那一刻，對李纓纓來說，就如同聽到了一陣橫掃而來的槍聲，震驚之余，他做出一個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決定，他要放棄原有的拍攝計劃，將鏡頭對向靖國神社--這個在日本國內影視界完全不敢觸碰的禁區。

　　李纓：因為我不想簡簡單單做成一個反映被害者的聲音的一部電影，一個被強奸的一個老太太，她會到東京去，面對日本人來講自己當年的遭遇，我也都去拍攝了，拍攝的時候，她們都是在一個劇場里面，在帷幕背后，隔著一層幕布，在背后這樣來哭訴自己當年的那種感覺。就這些都拍得我特別難受，我就覺得怎么會隔了那么多年，中國人我們還要不斷地揭開自己的傷疤，把自己不愿意談的那種痛苦，再重新抖出來，要對日本人說，你看看我是這樣的，當年是這么回事。

　　而這種聲音，我覺得戰后結束了那么多年，其實是一直沒有斷絕過，在日本社會并不是說看不到這些，并不是說聽不到這種聲音。它是一個出版表達自由的國家，但是它一直來否認這種方式，一直就造成一個說，這些都是有爭議性的，或者是說戰爭就沒有辦法，就會有殘暴，他們就造成了這么一種概念。所以我覺得，我當時覺得我在拍這些，從一種被害者，一個中國人的立場的一些情感，好像一種要證明自己當年如何如何悲慘，有意義嗎？

　　對今天的日本的社會，對更多的人的那種思維，對他們的情感，能構成什么樣的影響力，這點我是非常大的一個疑問。起碼我在日本，生活在日本，我不想真是這樣從這個角度來做這個。所以我與其說展示自己的傷疤，不如去探尋對方的內心世界。

　　李纓：我生活在日本那么長時間，我能在那里面生活19年的話，如果我一直簡單的一個恨，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自己太累太復雜了，而且日本有很多很令我尊敬的地方，我以前拍的一些電影，拍的另外一個《味》，叫《味》的一個紀錄電影，那就是一對日本老夫婦，一個廚師夫婦的一個很感人的愛情故事。那么就是說，我覺得這個日本有各種各樣的面孔，那么靖國神社是其中的一個面孔，不是代表全部的日本。

　　許戈輝：在你自己拍攝的過程中，你自己的內心會有掙扎嗎？

　　李纓：掙扎是沒有，我覺得，但對于我來說要克服很多一些這種障礙，克服的障礙就是說我作為中國人的話，就是說怎么樣在所有的很多場面里面，在一點一點，就是把自己的那種因素盡量地把它給控制得好一點，然后把它這個空間，靖國神社這個空間，怎么樣才能夠把它很好地表達出來，就是要超越自身立場，這是很不容易的一個事情，這是對自身，我覺得是很大的一個挑戰。

　　李纓：我有些跟這個，一些參拜者，穿著軍服，參拜者的一些，年輕人的一些對話，當時我是非常激動，有很多激動，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的，有很多東西，都有很多這樣的一些場面。我在問他們的一些想法，他們是怎么來的，一些這種歷史的觀點，一些看法等等這些，然后就主要是圍繞著這對話，身邊加入不斷的，各種各樣的日本人開始加入進來，針對我來開始攻擊。

　　有些說這個，你看你在拍攝的這個機器，不就是這個日本的嗎，你對這個日本有這么多意見，你干嗎還用我們的這個機器來拍攝，包括這樣的一些東西，我都覺得這個特別有意思，就靖國神社里面發生太多奇怪的東西，但這些東西我覺得，最后我都會，就是完全把它給刪除，保留在這個電影里面的是一些非常冷靜，很有距離感的一些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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