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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速經濟增長決定了韓國基本不會發生經濟危機，韓國經濟已經進入平穩的后工業化時代，也正因為如此，對于東亞其他國家缺乏參照意義

　　★ 本刊記者/王艷

　　這個時候對韓國的關心，是基于一段深刻的記憶和有關“重蹈覆轍”的猜測。

　　大約11年前，剛剛加入 “富國俱樂部”的韓國在金融風暴中破產了。接下來，被韓國人視為“國恥”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進駐，經濟出現負增長，人均國民收入退回7年前的水平。

　　現在，預判一個國家的命運仍然是困難的事。韓國經濟研究院的學者對于我們的問題顧左右而言他，只是說，韓國已經是一個和當年完全不同的國家。

　　金融體系的亞洲典范

　　韓國傳統經濟的思維，是由國家分配資金扶持財閥，不論公有、民營，幾乎所有銀行的高階職務都由政府決定，貸款給誰也聽命政府，并非市場導向。

　　國家主導型經濟的最初設計者是樸正熙。靠政變上臺的樸正熙對西方思維不以為然：“讓韓國套上美國的制度，就像一個100磅重的人借了一件250磅大漢穿的西服，無法使自己穿得文雅。”

　　他親自主持召開企業銀行聯席會議，企業家和銀行家分坐兩邊，如果有企業提出需要貸款，樸正熙就當場點名讓某家銀行提供貸款。

　　后來的韓國領導人繼承了這位獨裁者的經濟哲學，用30年的時間創造了一個亞洲的經濟奇跡。

　　但是，這種故事在IMF看來簡直就是異端。1997年，處在金融危機中的韓國政府向IMF求援，申請580億美元的緊急援助。IMF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對韓國的官辦金融體系“釜底抽薪”。

　　那時，這個要求顯得很合理。因為大量引進海外短期貸款，韓國銀行出現了嚴重的清償危機，這正是韓國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

　　1997年12月3日，最后的談判達成。韓國財經部長林昌烈沉痛的表情與IMF主席康德蘇的輕松快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曾經有人認為，強調自尊心的韓國政府不會完全聽命于IMF。事實卻相反。

　　面對IMF停止保護那些已經喪失清償能力的金融機構的要求，韓國政府沒有絲毫猶豫。1998年到2003年初，韓國金融機構的數量減少了32.4%。其中，不良貸款問題最集中的綜合金融社，至2003年僅剩下3家仍在正常運營，93%被關閉。

　　外資自由進入，使韓國成為亞洲金融體系最開放的國家。IMF在與韓國簽訂貸款協議時，要求允許外國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大舉進入韓國市場，在韓國的外國銀行或企業可以全面參與韓國證券交易活動。一些國際金融法學家甚至認為，這實際上是讓韓國用相當一部分金融主權換取貸款援助。

　　雖然韓國人始終認為，銀行被外資控制是否就會真正健康起來是一個值得存疑的問題，但他們不否認韓國銀行更加安全的現實——韓國銀行的資產充足率已經達到13%，不良貸款降到1%以下，這兩個數字保證銀行可以抵御一般性的經濟沖擊。

　　而以提高效率為目標的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是韓國應對危機的自主行為。當年，韓國銀行、保險監督院、證券監督院的白領雇員，獲悉政府有意將這三大機構合并，不禁齊聲表示反對，破天荒地開始靜坐示威。

　　消失的野獸沖動

　　野獸沖動是經濟學家凱恩斯在解釋投資者動機時的創造。凱恩斯說：“在情況不明朗時，企業家根據直覺決定投資。”

　　亞洲金融危機前的韓國，就是一個充滿“野獸沖動”的國家，激進，不畏懼高風險。那一代韓國人流行的觀點是，持續的收入增長是愛國責任的體現，不必在意短期的利潤。

　　1997年底，韓國最大的30個產業平均債務/凈股本比率高達519%，而美國這一比率約為154%，日本為193%，臺灣地區為86%——韓國政府和銀行的全力支持，使大財團能夠在承擔高風險的情況下照樣進行大規模長期投資。這種發展模式成就了韓國經濟奇跡，也為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

　　曾經的大宇公司董事長金宇中即使在破產后也不認為“過度舉債是萬惡之源”。金宇中最具“野獸沖動”的行為是在兩伊戰爭期間，在伊朗建造鐵路。

　　如今，游戲規則的改變徹底顛覆了韓國的增長模式。《韓國時報》說，外國控股的銀行“不情愿向韓國企業發放貸款”。2001年，因為從國內銀行拿不到貸款拓展業務，從事工藝品買賣的韓國人康吉鋒決定到上海尋找機會。“外國投資者對于風險太過敏感，不愿意承擔風險。”他說。

　　2004年4月，美國凱雷基金將韓美銀行出售，獲利6.75億美元；次年2月，美國新橋資本將韓國第一銀行出售，獲利16億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資。這兩件事證實了韓國人對外國投資人的懷疑：外國投資人對短期利益的增加更有興趣，關注的重點不在企業的長期增長，因此，他們可能會通過賣掉企業將短期利益兌現。

　　但同時，過分的“理性投資”又使經濟的鐘擺擺向了保守一邊。

　　從2005年開始，韓國政府建議外國投資者，董事會成員最好選用韓國人。另外，外資如果收購股權超過5%，就必須向金融監管機構報告。新政策推出后，許多外國銀行家和外企高級主管私下抱怨，稱韓國在監管方面的做法捉摸不定，給投資者帶來了不確定性。接下來的幾年，外國對韓國的投資逐年減少。

　　信用卡政策是韓國政府在金融危機后最大膽的行動。

　　2000年，剛剛擺脫金融危機陰影的韓國政府急需拉動內需，于是通過稅收優惠等各種政策鼓勵消費者使用信用卡，由此引發一場轟轟烈烈的信用卡熱銷運動。

　　為啟動和推廣信用卡，韓國國稅廳硬性規定，所有法人經營單位和年銷售額達一定規模的餐飲、零售業者必須使用信用卡結算。家庭主婦們甚至連買一捆菜都用信用卡結算。2003年底，韓國消費者債務拖欠比率達到了創歷史紀錄的11.2%，使韓國的信用卡公司無一例外發生了流動性危機。

　　事實上，早在信用卡政策的第一年，負責金融監管的金融管理委員會與金融監督院，就曾聯合發出警告。結果獨立機關敵不過政策需求，當時負責政策的財政經濟部并不理會，拖拖拉拉到了2003年，造成七分之一的韓國人破產。

　　消磨掉最后一絲沖動，凱恩斯所說的“理性投資”成為韓國的集體選擇。

　　沒有參照意義的榜樣？

　　這5年，韓國的經濟增長率始終在4%上下徘徊，身處在東亞狂飆突進的國家之間，它就像溫吞水的歐元區。

　　“低速經濟增長決定了韓國基本不會發生經濟危機。”吉林省社科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張玉山說。

　　1997年前后，張玉山一直研究韓國經濟結構，最近幾年才轉變研究方向，只是做些韓國投資預測。“韓國經濟已經進入平穩的后工業化時代。也正因為如此，對于東亞其他國家缺乏參照意義。”

　　即使不再發生金融危機，韓國人也不會對政治領導者心存感激。失業與敵對的勞資關系，讓他們更愿意回憶上世紀90年代的生活。

　　在李明博就任前，韓國人說他們經歷了“失去的十年”，對于金大中和盧武鉉挽救經濟的功績只字不提。

　　有趣的是，現在韓國經濟的問題都可以在歐洲大陸上找到對應物。“對于想防范金融危機的亞洲國家來說，韓國并不是一個好榜樣。”張玉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