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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財富》“世界500強”排名,突出反映了世界政治經濟結構上的三大變化,即“資源國家主義”、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制的龜裂以及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真正崛起。
“資源國家主義”
伊拉克戰爭后,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等中南美主要資源國大搞油氣資源國有化;俄羅斯、伊朗以及北非等也借用多種手段,推動石油、天然氣企業股本結構國有化。迄今,全球油氣企業的70%變成了事實上的國家控制化。
在此背景下,“資源國家主義”漸成潮流,石油、天然氣、礦產資源從“行情資源”轉變為“戰略資源”。世界級資源、能源企業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展開“開采權益”、“股權結構”大重組。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石油資本、跨國資源壟斷公司成為全球并購的急先鋒。其結果導致資源、能源產業的壟斷勢頭越來越強。
“資源國家主義”正將一批龍頭壟斷企業推上全球旗艦位置。比如,今年世界500強的前10位企業中,就有6家是跨國石油資本主導的資源壟斷型企業。埃克森美孚等國際石油資本更是持續盤踞全球壟斷利潤榜首地位。作為全球新興經濟亮點的中國、俄羅斯、印度及巴西等的入圍企業,也表現了類似的時代特點。
而面對石油漲價、能源緊缺的新形勢,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演變為全球最主要的國際政治問題之一。2007年初,聯合國安理會首次將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納入議程,標志著氣候問題已上升為“國際安全問題”;年底,聯合國關于氣候變動框架公約簽約國大會在印尼巴厘島敲定了后京都議定書談判路線圖,2007年被喻為“氣候元年”;而2008年起,日本、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相繼進入“京都議定書”減排義務期,全球首次進入了實質性的“二氧化碳減排元年”,人類迎來了“低碳時代”。
由此,“能源安全保障”與“應對全球環境變化”并行不悖,成為一駕馬車的兩個輪子,節能減排技術及其產品也成為搶手貨。在此背景下,率先開發了“油電混合動力車”的汽車巨頭企業、掌握先進環保技術的鋼鐵、電力等企業,以及在替代能源領域占據領先地位的跨國企業,繼續把持或擠入了世界500強行列。
美國的挑戰者
2007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被認為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也被稱為21世紀型金融危機。如果說,東亞由“奇跡”到“危機”,反映的是面對美國主導的金融全球化與自由化的不適應,那么美國經濟由“IT泡沫”走向“次貸危機”,則證實了美國主導的金融全球化與自由化的體制漏洞。可以說是美國自己設下的金融陷阱,讓在金融馬背上長大的華爾街牛仔跌入深淵。
國際金融體系從來就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一貫被歸類為世界政治的后院。戰后以來,美國持續把持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借此巧奪世界財富,控制全球經濟命脈和政治權利。“次貸危機”的爆發,直接帶來的是美國金融資本的收益能力下降,反映的是美國控制世界的手段受到牽制。
這種牽制力量的來源,正是美國昔日的盟友日本和歐洲,而不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原因很簡單,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金磚四國”,以及東亞等出口大戶,與美國的經濟關系僅限于貿易,即與美國形成的是貿易關系,尚不至于對美國構成實質性的金融打擊。而日歐憑借美國常年提供的安全庇護,在“冷戰”的水面下早已蓄積了堅實的經濟、金融實力。“冷戰”一結束,其所蓄積的力量便開始浮出水面,要求全球政治權力。突出表現就是上世紀90年代的歐盟啟動、歐元誕生以及日元國際化的起程。
歐盟形成,在經濟總量上瓦解了美國經濟的絕對超級地位;而歐元誕生的使命,正在于挑戰美元的霸主權力。日本積極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以及促進日元搶奪亞洲貿易計價功能,不僅使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貿易體系面臨被割裂的困境,也正與歐元一道迫使美元退守美洲,向“地區貨幣”蛻變。可以說,歐日主導的地區經濟圈以及貨幣圈建設進程,正在推動世界經濟格局走向多極化,也必將衍生“貨幣地域主義”,催生國際貨幣和金融體制的裂變。
事實上,“次貸危機”后,美日歐在處理危機的政策上出現了明顯的裂痕。以往被稱為美日歐協調政策、共管世界金融秩序的七國財長會議,在處理“次貸危機”問題上,并沒有形成統一步調。迄今,在金融政策上,美日歐也沒有完全一致起來,各方仍有各自的打算。體現在世界500強的金融排名上,美國的金融機構大幅退步的同時,日歐金融集團反而呈現了積極上揚態勢。
新引擎!新秩序?
與日美歐等發達國家相比,“金磚四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登榜企業數量持續增加,中國有35家企業上榜,比去年多5家,中石化更是擠入了前20名。印度7家公司入圍,俄羅斯和巴西各有5家企業榜上有名。
自2003年秋美國高盛公司發表了對新興市場國經濟發展預測報告后,“金磚四國”(BRICs)便成為全球最響亮的時代關鍵詞。新興市場的興起,預示著全球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標志著以往的南北發展不均衡問題出現歷史性的變遷,世界經濟結構由縱向的發展失衡,逐漸轉向橫向的貿易、投資失衡。新興經濟體的持續快速成長,正在形成世界經濟的新引擎,成為制約世界經濟發展失衡的關鍵力量。其龍頭企業登榜世界500強,標志著國際經濟體系的力量結構正在發生新變化,也將推動世界政治結構,以及政治秩序向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轉化。
誠然,當前新興市場經濟體無論在經濟增長方式上,還是在出口市場上,依然依賴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美國“次貸危機”以及由此產生的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世界經濟體制及其結構的變動,都可能給新興市場國家帶來難以預料的增長風險。
入圍500強的新興經濟體企業能否維護住現有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于世界經濟的基本走向。因此,新興經濟體能否實現整體制度創新、積極維護和開拓市場,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軌,將決定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基本位置。
(劉軍紅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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