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親美”
付出三重高昂代價
戰后60年,日本的政治外交靠美國“當家”。1960年兩國簽訂新版《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日美軍事同盟由此確立。
日本在美國的庇護和扶持下,開始了經濟建設,走上經濟繁榮和社會安定的道路。美國利用在日本的軍事基地,發展在亞太的軍事力量和戰略部署。
日美同盟50年以來,美國一直以“保護者”自居,引起日本民眾不滿。自民黨上臺后,一直采取親美政策,希望通過“借船出!钡姆绞剑瑥娀廊胀岁P系,從而試圖擺脫日本“政治侏儒”形象,擴大在國際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但長期依賴美日同盟的外交模式,日益顯示了日本處處受制于美國的局限性,更讓日本難擺脫對美國的軍事依賴,“親美”政策使其付出巨大代價。
1.政治上,冷戰后日本繼續強化美日同盟關系,這不僅增加了亞太鄰國對日本的疑慮,也阻礙了地區一體化進程。政治上日本無法真正融入亞洲,成為國際社會中的“另類”。日本政界人士和普通民眾多年來追求的目標,就是使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2.經濟上,雖然日本是世界經濟第二大國,但美國一旦認為其威脅到自身利益,就會通過類似1985年“廣場協議”讓日元升值,使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從而形成不了對美國的威脅。日本在美壓力下,自上世紀80年代末人為升值日元,經濟從此一蹶不振,持續時間長達20年。
3.民意上,日本民眾對美軍在日濫用“治外法權”難忍受。據日本防務部門提供的資料,1952年至2007年,與駐日美軍有關的事故共發生20萬起,造成日方1076人死亡,但在這些事故中,被送交美軍事法庭的美國人僅1人,受到懲戒處分的僅318人。難怪有日本人慨嘆,日本現在不但是美國的附屬國,就連被占領狀態也還未真正結束。
民主黨上臺
日美摩擦浮出水面
隨著國際時局的變化和日本國內反美情緒高漲,日本開始重新思考向政治大國與軍事大國邁進的“新路徑”。
正因為此,小泉時期達頂峰的“從美外交”,在最近幾年來開始向周邊國家的“平衡外交”傾斜。從中曾根康弘要進行“戰后政治總決算”開始,到小澤一郎的“正常國家論”,無一不是對美國統治的挑戰。而安倍時期對中國的“破冰之旅”,福田時期對華、對美“雙車輪”的外交方針,更是對周邊國家“平衡外交”的傾斜。
由于日本自民黨奉行“親美”政策,美日矛盾和摩擦一直處在可控制和可協調的范圍內。但民主黨自去年9月上臺后,提出要建立“對等”的美日關系,并將其落實到具體的政策中,使潛伏已久的美日矛盾和摩擦浮出水面。
民主黨黨魁鳩山高調提出“平等外交”理念,雖然是為掀翻執政逾半個世紀的自民黨營造政治氣氛,但也有力迎合了日本選民對自民黨政權一貫“親美”的反感心理,在國內也有很強的民意基礎,有利于爭取民眾對新政府的支持率。
如此一來,隨著民主黨外交領域的“挺胸抬頭”,美日同盟開始磕絆不斷,原本穩固的美日同盟頻頻出現“裂痕”。類似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停止在印度洋對美軍供油、聲稱伊戰為“錯誤的戰爭”等,都表現了美日同盟的裂痕不斷。
幕后
維系美日同盟
雙方各有所需
28日美日就基地搬遷的達成表明,兩國的分歧尚不足以威脅兩國的戰略同盟關系,支撐美日同盟關系的根基依然牢固。
日本:
美日同盟是外交主軸
從日本方面來講,民主黨作為執政黨,必須從整體國家利益出發制定對美政策。
日本要想成為政治大國,特別要實現“入!钡膲粝耄x不開美國的支持;經濟上,典型外向型經濟讓日本對美國市場依賴很大,美國是日本重要的經濟貿易伙伴,要徹底擺脫金融危機、實現經濟復蘇和發展,離不開美國市場。
在外交安全領域,朝核威脅不斷增長、日俄領土爭端依然存在,維持與美在安全方面的緊密合作是民主黨政府最現實的選擇。另外,要達到遏制周邊國家的崛起,以及保護日本“海上生命線”,還都要依托日美同盟。
在國內,美國影響至深、無處不在,美日同盟在日本國內有深厚的民意基礎。民主黨必須處理好美日關系,否則將面臨政治風險。
具體到沖繩來說,當地人在情感上對美軍充滿了矛盾。盡管美軍劣跡斑斑,但美軍基地給當地提供了就業和收入,還幫助保留了美麗的自然環境,沒有給沖繩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當地很多人靠把土地出租給美軍基地,換取租金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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