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謝偉銘：促進五大關系和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揮何種作用？

　　中新社北京3月7日電 題：促進五大關系和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揮何種作用？

　　作者 謝偉銘 北京社會主義學院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關于新時代統一戰線工作的指導思想和主要任務，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強調了“積極促進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和諧，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可見，促進五大關系和諧是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鞏固和發展大團結大聯合局面的內在要求。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發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基性和凝心聚力的作用。

　　奠定中國政黨關系“公”“和”“商”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居領導核心，作為參政黨的八個民主黨派和共產黨同心同德，團結合作。中國政黨關系體現的“公”“和”“商”性質，源自中華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中庸之道的文明根性。

　　《禮記·禮運》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描繪了一幅公行天下、和睦通達的社會圖景。自此，“王者以公天下為心”，“等貴賤、均貧富”等等，從君王、士大夫到普通百姓，都把“天下為公”作為價值追求和最樸素的心愿。“天下為公”作為中華文化的基因在中國人的血脈中代代相傳。中國共產黨人秉承天下為公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將無我，不負人民。”這既是習近平總書記的為公情懷，也是天下為公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身上的體現。各民主黨派也是基于天下為公的信念，跟隨中國共產黨致力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用“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作總結，體現著中國政黨制度的文化傳承與“公心”。

　　中庸思想也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尚書·洪范》講“無偏無陂”“無偏無黨”。孔子講“允執其中”。宋代的程頤解釋“中庸”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為庸”，“中”強調無過無不及，不走極端；“庸”強調恒常不易，也即持久性。在我們的政黨制度中，中國共產黨和參政黨之間是親密友黨，共同為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合力，推動國家在適中的狀態下發展。因此，在中庸思想的浸潤下，中國政黨關系堅持照顧各方利益、而非偏袒一方，并通過溝通、協商的方式，達到共生、共存的目的。

　　因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的深厚土壤。

　　促進民族關系平等、團結、互助、和諧

　　中國新型民族關系的特征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這得益于四海一家的和合理念。

　　《禮記·王制》關于“五方之民”的記載指出，不同民族是根據飲食習慣、服飾、居住方式等區分，不涉及血緣、人種。因此中國自古以來，夷、夏之間無不可逾越鴻溝。《荀子·儒效》講“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居住地點的變遷恰反映了不同民族在不同文化區域可和諧相處，形成認同。司馬遷在《史記》中認為匈奴是夏后氏的子孫，越王勾踐是大禹的子孫，體現了“華夷共祖”思想，形成了各民族不可分割的歷史記憶。幾千年來，天下一統，“夷夏一體”“四海一家”是中國一以貫之的思想傳統，是滋養中華民族關系的重要文化來源。

　　傳統的和合理念強調萬物之間相互包容、并行不悖、互相成就、共生共榮，體現在處理民族關系上就是不同民族彼此尊重包容、和諧發展。在和合理念的滋養下，中國形成了“修其教不易其俗”的治理原則和寬厚大氣、兼收并蓄的中華文化特性。習近平總書記講：“中華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紛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展開歷史長卷，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到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從‘洛陽家家學胡樂’到‘萬里羌人盡漢歌’；從邊疆民族習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褲’、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隨處可見的舞獅、胡琴、旗袍等，展現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鑒融通。”

　　中華民族共同體有著共同的思想基礎、共同的價值追求、共同的身份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要繼續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促進民族關系更加團結、和諧、穩定。

　　推動宗教關系積極健康發展

　　宗教問題始終是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約有2億信教群眾的中國實現了宗教和諧，實現了宗教的中國化，追根溯源，文化在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作用。

　　“敬天法祖”思想有著深遠影響。敬天法祖重社稷，一直是多數中國人的正統信仰基礎。中國人不會把生命歸之于某個造物主的恩賜。祭祖尊祖是普通老百姓都參與的祭祀活動，也逐漸成為民眾的基本的宗教方式。這樣一種信仰有著人間性的特點。孔子講：“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一方面強調重視現實社會，另一方面突出了用冷靜、理智的態度看待鬼神。這樣的思想使人們面對宗教有一份克制，避免宗教狂熱的出現。

　　此外，多元共生的文化傳統也發揮著積極作用。早在先秦時期，便是諸子百家并存；此后長期以來儒道互補，儒佛相融，儒釋道彼此影響又和諧共生。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傳入中國后，在發展過程中都有以儒釋經的傳統，這些都為宗教關系和諧發展提供了條件。

　　今天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然繼承了這種包容性、寬容性，在優秀傳統文化滋養下，多種宗教信仰并存，宗教關系健康和諧。

　　助推各階層共擔社會責任、共享發展成果

　　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強調群體本位，因此即便階層有分化，但始終朝促進社會整合、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邁進。今天，民營經濟人士、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在社會治理、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構建親清政商關系，需做好他們的工作。

　　中國傳統的儒商精神將儒家高懸之理想和商業務實之標的相結合，以“仁”為核心，以利國利民為目的，體現著經世濟民的擔當意識和濟世情懷。王陽明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雖然士農工商四民從事的職業不同，但為社會貢獻的“道”是相同的，所以“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為圣為賢”。近代儒商在繼承傳統儒家倫理基礎上，又融入愛國、強國和經世濟民的情懷。

　　中國傳統的“士”的精神亦影響深遠。自古士人以天下為己任，有著“修齊治平”的理念。受此潛移默化影響，今天多為黨外知識分子的新階層人士為實現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創新驅動發展等國家戰略而奮斗。

　　鑄就同根同源的海內外同胞關系

　　歷史上，華僑華人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各個時期為祖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貢獻了智慧和力量。為什么海內外中華兒女一直都是凝心聚力的命運共同體？為什么身處異國他鄉的游子總心系祖國、愿為祖國貢獻力量？因為中國人血脈中有著強烈的尋根意識。

　　三千多年前，在外征戰的士兵發出“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詠嘆；兩千多年前，有“愿為雙黃鵠，高飛還故鄉”的期盼；一千多年前，李白客居洛陽“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五百多年前，王陽明曾沉浸在“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的思緒中；五十年前，“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不知牽動了海峽兩岸多少中華兒女的情感共鳴。

　　今天，華僑華人依然吟詠著“夢繞高山月，心縈故園秋。旅情若江水，無日不東流。”人們總說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從這一份鄉愁，就能看到一愁千年，這既是情感的傳承，更是文化的傳承，是文化在一代代中國人心里的積淀。

　　所以，中華民族是有根的民族，尋根意識把海內外中華兒女凝聚在一起，更進一步說，是中華文化把海內外中華兒女凝聚在一起。海外僑胞與中國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因為有著血濃于水的情感和共同的文化根脈。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是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在促進五大關系和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將在未來促進大聯合、大團結的事業中發揮更大作用。(完)

　　作者簡介：

　　謝偉銘，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清華大學博士后，北京社會主義學院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華傳統文化、統一戰線基本理論。曾參與撰寫《中華傳統文化基本精神解讀》、《中華文化專題教學讀本》等教材多部。參與多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參與國家“十二五”重點出版規劃項目“清華國學書系”的編纂，在《人民論壇》《中國哲學史》等期刊發表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