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可以說中日兩國民眾的交流是豐富多彩的，除了民眾的交流，我們注意到，去年以來，中日之間專家的交流也很多，而且劉教授還參與了很多這方面的活動，我們第一個問題想劉教授給我們介紹一下，中日之間地理上是非常的接近，文化是水土交融，為什么兩國迫切地需要這種對話？
劉江永(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
非常榮幸，我有機會參加兩國關系和其它問題的一些探討，有的時候爭論是很激烈的。中日兩國雖然是地理上很接近，而且看上去表面都是亞洲人，穿上衣服以后有時候分不出來，但是實際上兩國的國情還是很不同，畢竟社會制度不同，兩個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還有生活習慣，人文社會背景都不一樣，更何況在中國和日本之間有很復雜的一段歷史，日本侵華給中國人民造成嚴重傷害的歷史。歷史雖然過去了，但是如果對這個歷史問題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態(tài)度，也會使現(xiàn)在的一些年輕人很不理解。
還有就是中日兩國畢竟只是從各自的媒體去了解對方，而缺乏實際接觸，但是一接觸以后覺得有些問題好像還是耳聽為虛，眼見為實，有很多新的感受，有些反而是對方覺得他的誤解太深了，有必要進行深入的交流，今后這種交流還應該進一步增加，是這樣一種感覺。
主持人：
對，今天請寶印來也是因為寶印對日本問題也非常的了解，因為寶印在日本當駐站記者六年的時間，很長的時間了，對于日本的問題寶印也是非常的關注。關于中日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從你個人的理解來講，為什么每次都能格外地引起人們的關注？
孫寶印(中央電視臺主持人)：
兩個國家文化是非常相近，我們經(jīng)常會因為這種相近忽略它其中不同的地方，經(jīng)常人們會說兩個國家非常近，但是有的時候感覺非常遠，這個東西造成我們在交往當中的一些，會比地理上更加遙遠的國家克服比他們還要多的困難，恰恰體現(xiàn)在我們相近的地方，但是途徑很多。剛才我們還跟劉先生在底下聊天，特別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年輕人的交往。剛才我們提到三千年的年輕人的交流活動，那是1984年，當時劉先生也參加了，我作為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也參加了這次活動，已經(jīng)20年過去了。那個時候他們是20出頭的年輕人，到現(xiàn)在也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了，他們會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當時跟中國人真實的接觸應該說在他們后來的工作當中，在他們后來的生活觀念里邊，發(fā)揮了很微妙的作用，對中國有一種親近感，有一種了解，至少他希望了解你。
主持人：
剛才你談到了近和遠的問題，說到這兒使我們想起來今年的“兩會”期間，今年3月16號溫家寶總理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談到中日關系，他引用了中國古代哲人管子的一句話，他說：“招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要想招納遠方的人，你必須跟近鄰處好關系，人家覺得你跟近鄰處好了關系人家才能來，還有一個是說要避免一些禍端的話，就是要除掉一些怨氣。剛才寶印談的就是說中日之間的青年交流是很長時間了，1965年的時候就有過中日之間的青年交流，寶印是參加了1984年的交流，當時他上大學二年級。劉教授您是不是也參加了類似于這樣的活動？
劉江永：
是的，應該說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政府歷來非常重視和日本的交往，特別是年輕人的交往，因為年輕人背負著未來。在中日邦交沒有正�；�，就是1965年的時候，當時中日兩國進行了第一次戰(zhàn)后青年友好大聯(lián)歡，那個時候日本的政府不愿意讓青年人到中國來，所以也沒有外交關系。這個時候日本的一些進步青年，他們是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分兩批闖關硬到中國來，跟中國當時的年輕人一起在北京載歌載舞，進行邦交正�；郧暗拇舐�(lián)歡。在這之后，這些日本青年在日本積極推動日中關系，同時對中國抱有很好的感情。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時隔將近20年，在1984年的時候，當時又是中國政府邀請三千日本青年分三路來中國，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地進行友好訪問，也在中日兩國人民心中播下了友誼的種子。現(xiàn)在又過了20多年，由于前一段種種政治上的原因，兩國的交往受到一些干擾，現(xiàn)在應該說春暖花開、時來運轉(zhuǎn)，兩國青年彼此都很好奇，現(xiàn)在進行新的交往，可以為未來中日關系的發(fā)展奠定新的基礎。
主持人：
這也是在實踐著溫家寶總理引用的管子的話，“招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交流可以說為中日關系的發(fā)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說到中日之間這種淵源流長的交流，其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比如說最近就有一個非常真實的故事，怎么回事呢？是我們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有一個華人世界欄目，前些日子這個節(jié)目收到了一封來自橫濱的信，寫信的人叫菅野章二，但是他在信中說，他有一個中國名字叫王維章，他希望華人世界欄目幫他尋找60多年以前他失散的親生母親，還有從沒見過面的妹妹。這是怎么回事呢？這就是一個真實版的“千里走單騎”，我們來看一下。
(播放短片)
解說：
從1894年發(fā)動甲午戰(zhàn)爭開始，日本上層就產(chǎn)生了向中國東北移民來培育勢力的思想。到1937年，日本制定了“二十年百萬戶移民計劃”，并把向外移民定為日本的國策，來自廣島的牧村一家也隨著這一計劃來到了遼寧的鐵嶺。當時，在中國東北的一些城市里，風景優(yōu)美的地區(qū)、街道，大多被劃為日本人的住宅區(qū)。
1943年，在大雪紛飛的12月，一個男嬰降生在鐵嶺牧村的家里。然而，這個家庭因孩子帶來的歡樂卻很快被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節(jié)節(jié)敗退的浪潮所吞沒。這樣一個普通的日本家庭也被拖入了戰(zhàn)爭的漩渦。
1945年7月，牧村被日本政府強行征兵，離開年幼的兒子和有孕在身的妻子，加入到抗蘇戰(zhàn)場，并從此生死不明。
1946年4月的一天下午，牧村年僅兩歲零四個月的兒子被送到了鐵嶺一個叫王開田的普通中國人家里，并有了一個中國名字——王維章。
一轉(zhuǎn)眼40多年過去了，王維章和他周圍的同齡人一樣，在遼寧鞍山的郊區(qū)過著平淡的生活。直到養(yǎng)母離世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一個擁有日本血統(tǒng)的人。那么自己的親生父母如今是否還在？從此他踏上了尋親的漫漫長路。
1988年，45歲的王維章，經(jīng)過中日兩國政府的確認，以“在華殘留日本孤兒”的名義攜帶全家回到日本，定居在橫濱。并改用現(xiàn)在的名字，菅野章二。然而，20年來尋找親生父母和妹妹的念頭始終沒有放棄，他多次在中日兩國間通過媒體和朋友尋找親人，但一直沒有消息，如今的王維章已是兩鬢斑白，而對親生母親和妹妹的思念之情卻與日俱增，成為他心中一直不解的情結(jié)。
王維章：
回到日本定居，我還是不死心，因為什么呢？我心里老覺得有結(jié)解不開，我的母親、妹妹到現(xiàn)在也不知道什么樣，哪怕見一面我就可以瞑目了。
現(xiàn)在王維章的尋親之路還在延續(xù)，因為他還沒有找到母親的線索還有妹妹的線索，但是在這個故事里我們可以看到，兩國之間的聯(lián)系是割不斷的，戰(zhàn)爭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很大的傷痛，但是在這個故事里面我們也看到了很多人性的溫暖。我不知道劉教授從中又讀到了些什么？
第一我們是看到了中國人，中華民族是多么有寬廣的胸懷，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下受盡苦難，但是對日本的一般的貧民百姓像自己的親人一樣，保護他們、撫育他們，這種事例在當時是相當多的。中國在戰(zhàn)爭結(jié)束以后，從1946年到1948年，就是60年前，從葫蘆島這個地方就遣返了日本各種各樣在華的人員，很多是婦女和兒童，105萬。新中國政府在1956年，釋放了一些在押的日本戰(zhàn)犯，其中一些是判刑的，因為周總理想這些人不判刑是不足以向中國人民交待，但是中國政府當時的政策是一個不殺一個不能跑，把他們教育好，另外把他們一千多名戰(zhàn)犯又送回了日本。在這個過程當中，當時戰(zhàn)爭狀況是，當關中軍受到致命性打擊之后，很多日本人擔心蘇聯(lián)紅軍進入以后遭到滅頂之災，在日本人之間，有些人要求婦女讓她們自己自殺，就是玉碎。有些人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撇下自己的子女，自己逃生，甚至死在半路，他們的兒女就這樣被有仁愛寬大之心的中國百姓把他們收養(yǎng)下來，甚至有的婦女還給日本的嬰兒喂奶。這些日本人當時看到以后，他們的軍人讓他們自盡，但是他們死里逃生出來以后，看到這個場景他們跪地痛哭，感謝中國人。就是這種情況，我覺得它反映中華民族這種善良之心，以及寬大為懷，正是因為這一點，所以他們特別不理解加害者，他們?yōu)槭裁床荒苷_認識自己過去的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講，有些人擔心中國強大以后對日本有報復，可是從事實歷史發(fā)展來，不僅沒有報復，實際上中國是最容易和日本發(fā)展友好關系的鄰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