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完成的一項社會調查報告顯示,135位被訪流浪乞討者中,僅有五人屬于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或勞動機會、個人或家庭遭遇天災人禍卻又缺乏社會救濟,只能通過乞討行為以獲取生存資源,有超過95%的屬于“職業乞討”。
針對職業乞討現象,廣東省有專家建議,可以以現有救助站為主體,聯合公安、流浪乞討人員戶籍所在地政府等部門,對流浪乞討人員的具體情況和經歷進行信用審查,在家庭和社會保障確實無力解決困難的情況下,對其發放行乞信用證明。政府為乞討者建立檔案,并在部門、片區之間進行通報,對他們的行乞方式、時間及地點進行規范,加強對乞討者的統計、引導和管理,促使他們做到文明行乞。
針對乞討者是否要“持證上崗”的問題,一時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乞討“隊伍”魚龍混雜
據介紹,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調查報告將職業乞討者劃分為三類:“好逸惡勞型”,他們中大多來自一些傳統的乞討鄉村,一般選擇在農閑季節外出乞討,而乞討的目的并不是維持生計,而是純粹解決諸如蓋房、子女讀書等家庭經濟問題;“工具型”,他們借助生理性弱勢為工具,主要包括嬰兒、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等進行乞討;“幕后操縱型”,如賣花童、賣藝殘疾人等都是有組織的幕后操縱型乞討者,這類人必須輔以強制性的法律手段進行制約。
該調查報告執筆人、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管理學系講師湯秀娟等專家建議:為加強對職業乞討群體的管理和規范,應構建乞討信用機制。
建議一出,立即引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多方討論。
首先,在“乞界”就有兩種不同的聲音。
記者在廣州街頭找到了曾經被多家媒體報道過的“雙胞胎地貧”患兒的父母陸氏夫婦。他們因雙胞胎兒子患地中海貧血癥,雖然得到社會的不少捐助,但依然生活窘困。于是他們采取了白天打工,晚上帶兒子上街乞討的辦法。陸氏夫婦對記者說,如果有關部門發給他們一個證件,一方面可博取更多好心人的信任,另一方面,自己在街上乞討也不用東躲西藏,擔心城管和保安驅趕了。
然而,記者在采訪時卻發現,在乞討者中間,更多的是為“圖謀快速致富型”的職業乞討者。這些人如果要實施持證上崗,在“資格審查”時就通不過。因此,他們大都反對“持證上崗、規范管理”的做法。
行乞資格證有利于城市管理體現人性關懷
有專家認為,現代社會,寬容乞討是一種文明;允許乞討,體現的也是一種人性關懷。早在十六世紀,西歐就有國家出臺了針對殘障人士的“行乞證”制度,而今這種制度已經在英、法、德、荷等國廣為建立。于是,他們建議,讓政府承擔起鑒識、管理和規范乞丐群體的公共責任,有關部門對乞討者發放“行乞信用證明”。
廣東省人大代表、廣東環球經緯律師事務所主任江波也表示,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給真正無勞動能力的人發乞討證,將“假乞丐”清除出去,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救助。
對“乞丐”頒發從業人員信用(資格)違背法律
廣東相關部門負責人指出,行乞人員常年流浪在外,行蹤不定,身份信息非常模糊,有關部門對乞丐身份進行甄別的難度非常大。同時,即便有關部門通過調查能“審核”出“有信用的乞丐”,發證之后也很難進行有效地監控管理。因此,管理難度的過大和管理成本的過高,注定了“發證管理乞丐”將在現實運作中淪為形式,由于一些客觀原因,還會引發社會負面效應。
法學專家認為,根據我國新實施的行政許可法,從設定行政許可的條件來看,對流浪乞討根本不需實施從業資格許可制度。該法規定,對“提供公眾服務并且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職業、行業,需要確定具備特殊信譽、特殊條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資格、資質的事項”,才可以設定“資格”許可,而乞討顯然不是“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行業”,“乞丐”也并非“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職業”,因此,設定資格許可的條件沒有任何一項適合于“乞丐”,對“乞丐”頒發從業人員信用(資格)證明是違背我國行政許可法基本精神的。
同時,乞討權是一種生存權。既然是權利就必然附帶義務,乞討行為本身的規范化、文明化同樣是毫無疑問的。當抱腿乞討、堵車乞討、遙控乞討變得越來越肆意、越來越具有進攻性的時候,不僅乞討本身變得晦暗,行人的正當權益也被綁架了。顯然,我們不能因建立一種文明而消解另外一種文明。
在近日廣東省有關部門召開的專題研討會上就有市民表示,“持證行乞”意味著乞丐身份的“合法化”,由此,會有越來越多生性懶惰、游手好閑的人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會給原本就困擾重重的城市救助工作增加新的難題。
廣東律師耿爽認為,讓乞討“持證上崗”,不太符合現實中國國情:首先,乞討往往是異地進行,也多居無定所,對是否為“職業乞討”,存在認定難的問題;其次,在中國貧困群體客觀存在,相當一大部分人尚未納入各種保險制度的當下,潛在的乞討者在一定范圍存在,實行“持證上崗”制度,可能刺激那些本來可以通過幫扶脫困的人行乞,這顯然不是好事;另外,乞討在很多時候是無奈的臨時脫困之舉,比如突遭困厄,忽遇災禍,倘若非要人家辦了“證”才來“上崗”,就無法實現救急的目的;再者,現在連身份證都能做假,何況“行乞信用證明”,屆時真偽難辨,非但“持證上崗”會流于形式,更可能被別有用心者利用來作惡。(鄧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