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軍歷史上最全面、最系統、最順利的一次換裝。”總后勤部部長廖錫龍上將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在我軍啟動歷史上最大規模換裝之際，廖錫龍就這次軍服調整改革的背景、內容等方面做出了全面解讀。

　　“衣”之大事：“領導人希望把軍人打扮漂亮”

　　記者：廖部長您好！能介紹一下這次全軍換裝的總體規模嗎？

　　廖錫龍：建軍80年來，我軍先后進行了12次服裝調整改革，這次改革是歷史上最全面、最系統、最順利的一次，標志著我軍軍服建設水平實現了歷史性跨越。

　　記者：官兵的“穿衣”問題，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處于什么地位呢？

　　廖錫龍：軍服不僅僅是服裝，也是部隊的重要裝備，是構成戰斗力的物質基礎。因此我軍官兵的“穿衣”問題，從來都是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一件大事。

　　對這次軍服調整改革，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關心，中央軍委高度重視、多次進行研究。在當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任務繁重、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的情況下，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決定為全軍官兵換發新式服裝，這是黨和國家對軍隊建設的高度重視和對廣大官兵的關心厚愛。我們一定要把這份厚愛轉化為報效祖國、愛軍習武的強大動力，以更加昂揚的斗志忠實履行好我軍的歷史使命。

　　記者：為什么要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換裝呢？是因為目前裝備部隊的軍服“過時”了嗎？

　　廖錫龍：87式服裝裝備部隊已經20年，駐港澳部隊試穿97式服裝也10年了。現行軍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制式不夠統一、系統不夠配套、品種不夠齊全、顏色不夠協調、樣式不夠美觀等問題。這是這次換裝的一個現實原因。

　　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近30年來，國家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為國防和軍隊建設及提高官兵的生活水平提供了較為豐厚的物質基礎，也要求軍隊不斷推進各項改革，使國防和軍隊建設水平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新世紀新階段，我軍官兵的生活條件、知識結構和文化素養比過去有了較大提高，但服裝保障水平與國家改革發展形勢和軍隊現代化建設還不相適應。提高官兵的衣著水平，既是“以人為本”治軍理念的貫徹，也體現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

　　記者：我們覺得穿軍裝特別“精神”，一身戎裝往往是軍人給人的第一印象。

　　廖錫龍：軍裝代表著軍隊形象和國家“名片”，從軍裝可以看到一國軍人的軍容軍紀、精神風貌和一支軍隊的正規化建設水平。

　　我是1959年參軍的，那時我們穿的是1955年實行軍銜制后裝備部隊的55式軍裝。55式邁出了我軍軍服向體系化、系列化發展的第一步，使我軍軍容儀表有了很大改善。可以說，縱向來看，我軍軍裝就是一部歷史，反映了我軍正規化建設的進程。這次換裝必將更好促進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

　　橫向來說，我軍國際交往的增多，對軍隊形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穿著品質、規范行為舉止，才能更好地展現我軍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良好形象，才能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

　　我軍的軍裝必須要有人民軍隊的鮮明特色

　　記者：與目前裝備部隊的87式和97式相比，新軍裝的主要變化在哪些方面呢？

　　廖錫龍：變化太多了，在軍服的系列、制式、樣式、顏色、面料、號型設置和服飾標志7個方面進行的改進多達數百項。新式軍裝是在此前歷次換裝、特別是97式的基礎上進行設計的，但這次并不是簡單的修修補補，而是本著“整體籌劃、系統設計”和“著眼長遠，全面提升”的原則進行全新的論證、全新的研究。

　　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我軍過去的服裝往往是缺少什么補什么，沒有達到系統配套。新式軍服按照系列化、功能化、人性化的要求，進行了整體設計，做到了三軍協調、品種齊全、系列配套，這也是新軍裝的最大特點。

　　最大的亮點應該是理順了軍服體系。我們以前的軍裝在體系上是不完整的，比如說，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軍隊都是有禮服的，但我們沒有，這次就增加了這個品種。此外，在結構樣式、三軍顏色、配套服飾等方面也都形成了體系。

　　記者：通過這次調整改革，中國軍人的著裝是否更加與國際接軌了？

　　廖錫龍：我軍的軍裝必須要有人民軍隊的鮮明特色。比如，我軍軍服傳統的顏色是國防綠，新式服裝在保持綠色調的基礎上，加入了紅軍、八路軍軍服的灰色調，形成了目前的軍服顏色，既保持了我們的傳統，也符合國際軍服色調發展趨勢。再如，把國旗、軍旗、長城、天安門、齒輪、麥穗等重要標識，集中簡潔地融入到標志服飾上，充分體現了我軍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和人民軍隊的性質。

　　同時，這次我軍軍服調整更加注重功能化、人性化，強調品種配套、色彩協調、樣式美觀、標識鮮明。可以說，新式軍裝是國際趨勢和“中國特色”的最佳結合。

　　記者：作為作戰裝備的一部分，新式軍裝在作戰訓練功能上有什么改進呢？

　　廖錫龍：軍服是軍人儀表的重要載體，也是官兵作戰訓練的基本保障。因此，新式軍服不僅注重展現我軍精神風貌，而且突出了部隊履行職能的需要。為全軍官兵配發的作訓服系列，更加突出作戰訓練的實用功能，適合不同部隊在各種復雜環境下的作戰訓練需要。比如，新型迷彩服防護功能強、偽裝性能好；新型作戰靴防刺防滑、防水阻燃，這樣更有利于提高戰場生存防護能力。與以前的作訓服裝相比，這一次的科技含量是最高的。

　　記者：與國內外制服相比，新式軍裝達到了什么水平？

　　廖錫龍：就總體而言，新式軍服領先于國內行業制服，基本實現了軍服體系科學完整，色彩鮮明、富有時代感，樣式體現民族特點和我軍傳統，材料、服飾與整體風格相協調的改革目標。

　　“尊重科學的換裝”：現代后勤改革方向的縮影

　　記者：可以透露這次換裝的總費用嗎？

　　廖錫龍：這次換裝計劃三年完成，三年被裝費用集中增加60個億。這次換裝后，我軍官兵人均被裝費用仍低于國際平均水平。

　　記者：為什么不一次性換裝，而要分三年完成呢？

　　廖錫龍：有生產周期上的考慮，但主要是為了從我軍實際出發、堅持勤儉建軍、盡量節約資源。換裝的錢是該花的，但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精打細算。一方面，通過科學論證、選優擇廉，盡可能把經費預算壓縮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采取整體規劃、分步實施的辦法，一邊發新的，一邊用舊的，用三年時間完成調整改革任務，可以充分利用現有庫存，減少浪費。

　　記者：我們得知，這次配發全軍軍官的禮服采取了量體裁衣的方式，并且直接由企業送到軍官手中，這在我軍服裝史上是第一次吧？

　　廖錫龍：是的。改變粗放式的供應方式，采取量身定做、量體套號的辦法，實現服裝保障精確化，是我們多年來一直想做而沒做到的，這次換裝部分地實現了。

　　換裝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涉及到后勤管理的方方面面，而不僅是新軍服“好不好看”的問題。這次換裝不僅采用新理念、新材料、新技術提高了軍服的質量水平和整體效果，還對我軍被裝保障機制進行了創新。比如，通過這次改革，我們在管理方式上升級改造了全軍被裝管理信息系統，充實完善官兵信息檔案，全軍被裝周轉量由過去的30%降低到15%，提高了發放的準確率和保障效益。在籌措方式上，打破了過去的傳統模式，以聯勤保障體制架構為基礎，按照集中采購、劃區籌措、就近就便的原則，探索了從生產企業直達部隊、快速高效的基地化被裝保障模式。

　　記者：“從企業到單兵”是否意味著軍隊的“零庫存”？這種模式是后勤保障社會化的一個方向嗎？

　　廖錫龍：可以這么說。被裝從企業直接送到官兵手中，實際上并不是消滅了軍隊的庫存，而是把軍隊的庫存分解轉入社會，這樣能夠大大減少軍隊的倉儲成本。

　　當代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使國防經濟與社會經濟、軍用技術與民用技術、軍隊后勤與社會后勤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世界許多國家軍隊都把利用地方資源保障軍隊建設和作戰，作為壓縮軍隊規模、加強質量建設、贏得戰爭勝利的重大舉措。因此，積極推進后勤保障方式社會化，打破軍隊與社會之間的分割，實現全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是全面建設現代后勤的重要任務。作為通用性比較強的一種物資，被裝是社會化探索的一塊很好的試驗田。

　　記者：我們注意到，有不少地方專家參與了這次換裝的論證過程。

　　廖錫龍：這次論證研究采取機關與科研單位相結合、科研單位與地方力量相結合的形式。新式軍裝先后征集了7家服裝設計公司、院校和企業的設計草案，設計了11輪改革方案和實物樣品，進行了20多次集中會審，5次邀請軍內外專家分析點評。國內一些知名的服裝、結構、色彩、美學等專家，為軍服調整改革方案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如此全面、深入地集中地方專家的智慧，這在我軍換裝史上也是第一次。

　　這是被裝改革社會化的體現，也是尊重科學的體現。實際上，從調查論證、研究攻關到方案完善，這次換裝處處體現了科學、民主、求實的精神。

　　記者：我們讀過您在《求是》雜志發表的文章《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建設現代后勤》。這次換裝是否可以視作現代后勤改革的一次探索呢？

　　廖錫龍：是的。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建設現代后勤，是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新世紀新階段實現后勤建設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要求。著眼有效履行我軍歷史使命，我們把全面建設現代后勤的主要目標任務，概括為保障體制向一體化推進、保障方式向社會化拓展、保障手段向信息化邁進、后勤管理向科學化轉變等幾個方面。可以說，在這幾個“化”上，這次換裝都有所體現。我們在這次換裝全過程中有了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思路，也進行了很多新的嘗試、新的做法。所有這些，可以說是現代后勤改革方向的一個縮影。(記者 胥金章、白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