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背后的博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五一村拆遷辦副主任巢解斌告訴本報記者，拆完房子以后，村干部和拆遷人員一起退場，他走遲了一步，被王海燕掐住脖子綁架到小車上，并進行毆打。

　　王海燕承認當時緊拉巢解斌的衣領，言語亦非常激動，但對毆打一事予以否認。他說拆屋隊伍開始撤離時，他一把扭住了正欲溜走的現場指揮巢解斌，“你昨天通知村里拆遷戶今天開會，為什么現在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就進行強拆？”

　　巢解斌支吾道：“這事要問汪書記。”在場的兩位警員指著王家人和巢解斌說，“你們把汪書記找來，我們在派出所等。”隨即開車而去。

　　但汪玉其的手機始終關機，于是王家4人與巢解斌一同開車去汪家、村委會以及汪玉其喜歡去的幾家麻將館，歷時約40分鐘，遍尋無著。“這時間正是后來警方指控王家四人非法拘禁、毆打村干部的時間段。”

　　五一村綜治辦主任李杰對本報記者回憶說，他們與當時在車上的巢解斌通話時，聽到巢解斌被人打得叫救命的聲音，并當即報警。王海燕要求要見到汪玉其才放人。

　　中午1點多，汪玉其帶領李杰等村干部和一名戶籍警來到王家的臨時租住屋，隨后與王家人發生了沖突。高橋派出所副所長李金海隨后趕來，將王家老兩口帶到派出所問話。下午2點多，3輛警車鳴著警笛又將王氏兄弟倆帶走，警察口頭宣布的理由是：涉黑綁架毆打。拘留證是到派出所后補開的，拘留原因：非法拘禁，毆打他人。

　　王海鷗被關進拘留室，其余三人則由五一村治安隊員分別隔離看管。70歲的鄧意明由于長時間驚嚇，在派出所值班室虛脫倒地。

　　王海燕回憶，第一次訊問筆錄中，他指出派出所行政不作為，并且濫用權力，要求派出所立案偵查違法拆房案件。對方表示，“我們只管你非法綁架并毆打巢解斌的事。”

　　街道辦事處工委書記張毅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拆遷一事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考慮到王海燕本人是另一個區的中層干部，街道方面高度重視，希望能夠及時妥善解決。

　　直到凌晨3點，副所長李金海來到拘留室告訴王海燕，街道領導和分局領導想和他協商處理今天的事，希望不要把事情搞大了。王海燕被帶至所長室，街道辦事處工委書記、主任、政法書記三人在場。

　　王海燕說張毅等人端茶遞煙，好言相勸：“今天的事是不愉快的也是難免的。村里拆房肯定是違法的，街道沒有參與，但對此是默認的。要加快建設，先拆房是好辦法，你這個指揮長應該是知道。給我一個機會，本人愿意親自牽頭處理好你家的拆遷補償問題。”

　　談話后，王海燕被放，之前家里其他人也先后被放回家。王海燕堅持在筆錄中簽上“受害人王海燕”的字樣，“他們可能沒見過我這么牛的被拘留人。”他說。

　　派出所所長劉一斌告訴到訪的南方周末記者，王海燕涉嫌毆打他人一事，并沒有不了了之，只是暫時擱置。7月16日，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巢解斌的眼睛瘀青依舊，他已寫了控訴材料，稱現在這個事件的性質已經不同了，涉及到國家公務員綁架毆打村干部。而王海燕稱，那可能是巢解斌自己開車門時碰的。

　　派出所警告王海燕不要硬挺，因為警察的證言是最直接的證據，有兩個警察可以證明王海燕在拆遷現場打了巢解斌。劉一斌對本報記者說確有兩名民警看到王海燕打人，但劉所長并沒解釋為何警察在看到王海燕毆打巢解斌后，還能眼睜睜地讓巢解斌上王海燕的車離去。

　　誰動了我家的房子？

　　張毅表示，王海燕可以維權，也可以由街道出面協調解決。街道肯定有責任，畢竟是在街道管轄范圍發生的事情，我們一定積極主動處理。

　　正當倔強的王海燕選擇維權時，他突然面臨一個匪夷所思的難題：究竟是誰動了他家的房子？

　　而五一村拆遷辦副主任巢解斌和綜治辦李杰對本報記者表示，強拆王家房屋是村民的自發行為，村里并不知情，更沒有參與。

　　汪玉其和巢解斌稱村民在強拆王家房屋之前，就聯名給村里打了報告，要求強制拆除王家房屋。王海燕所說現場的“湖北幫”成員，也是子虛烏有，頂多是現場圍觀的群眾。

　　巢解斌訴苦說，王海燕拒不搬遷，這棟村民安置房建設項目無法開工，被拆遷的十幾戶村民只能長期在外租房，房租對他們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負擔，他們反映強烈，要求村里給一個說法，村干部壓力很大。

　　李杰說，7日上午9點他們正在村委會組織這部分主張強拆的村民開協調會，但人沒有來齊。9點28分他接到村民電話，說有村民在強拆王家的房屋。由于擔心出現打架斗毆等安全事故，他們立即帶領綜治辦隊員趕到現場，但房屋已經被拆了一半。看著村民群情激憤，他們不好制止村民的行為。

　　張毅亦表示，拆遷是這部分六組群眾產生公憤后不可取的一種方式。

　　本報記者找到承認自發拆除王家房子的六組12戶村民，他們表示自發強拆是他們“沒有辦法的辦法”。同時也表示這得到了村干部的支持，“村干部在得知我們拆除王家舊房時，能夠及時支持我們村民，我們村民萬分感謝。”

　　這些村民的安置房用地正是王家的宅基地，由于王家長期拒絕搬遷，他們遲遲不能入住安置房。五一村已經沒有土地務農，村民們將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安置房建起來后將多余用房出租。可是，他們的房子早在2005年7月就被拆了，在外過渡的兩年時間里，不但沒有出租收入，反而要倒貼幾百元租房，村里補貼的過渡費早已入不敷出。

　　六組組長宋金文說，我們12戶人家商量了好多回，5日上午作出了這個決定，大家一起湊了3000元，請機器來挖，村干部之前并不知道。村民們知道可能要為此付法律責任，但他們還是愿意這么做。

　　張毅說，王家拒絕安置實際影響多戶六組村民，再加上管網也要從他家地下過，實際影響一百多戶村民。

　　王海燕認為情況被夸大了。并且當時他在拆遷現場沒看到六組的村民和自己的家人發生沖突，但是現在他們卻站出來自稱是他們自發拆遷的，“這明顯是村里的擋箭牌”。

　　在這樣一種邏輯下，王海燕維護自己權益的行為被視作影響了多數人的利益，這讓王海燕感到很委屈：我也不想他們不能住進安置房，我父母和弟弟一家至今也是租房子住，按照“先安置后拆遷”的原則，這不是我的責任。更不能因此就非法拆遷我的房子。

　　派出所為何不制止拆遷行為？劉一斌說，這是考慮到拆遷安置是個復雜的糾紛，不是所有違反治安處罰法的行為我們都要處理。有的是以教育為主。“村干部在那里(拆遷現場)，綜治辦也在那里，村民在那里拆，你說是誰組織的？實際還是村里組織的。”劉一斌說。(張悅 成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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