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越：一個中國媒體人的堅守

　　在日13年，可越用自己的努力為中日之間搭建了一個全新的交流平臺

　　可越的姥爺——司馬桑頓曾是中國媒體駐日特派記者，35年前，他用自己的筆記錄下了中日關系的大轉折。35年后，作為一個媒體人，可越追尋著祖輩的足跡，用鏡頭記錄著她看到的日本。

　　13年來，可越一直處在中日關系的風口浪尖。她經歷了恐懼、憤怒，也練就了沉穩和寬容。

　　“中國沒有反日教育”

　　中國爆發抗議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活動時，日本媒體對這一事件進行跟蹤報道。那段時間，經常有人問可越：“你們中國是不是一直在進行反日教育？”可越總是堅定地回答：“沒有。”

　　可越祖籍黑龍江，長輩們大都親歷了日軍侵略東北三省的時代。可越的姥姥家原來就在抗日根據地。姥爺還是一名積極的抗日分子，后來在哈爾濱日報社做記者，曾經被日本軍隊抓起來。到日本工作后，可越的姥爺還經常和日本人談起當時被關在牢房的遭遇。“日本人民是好的，但是從老一輩講述的故事中，能感到他們對日本的復雜感情。歷史課上也學到了關于侵略戰爭的史實。”可越回憶道。

　　上世紀80年代那會兒流行日本電視劇，可越就是在看了《東京愛情故事》后開始向往東京的。“我覺得我們國家非但沒搞‘反日教育’，而是在搞了解日本的教育啊。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政府一直教育國民要區別戰爭發動者和普通的日本國民，后者也是受害者。對我來說，日本侵略過我們的國家，我對日本這個國家有著雙重感情。”

　　用DV傳遞真實的聲音

　　到了日本后，可越對日本又有了新的感受。“經歷了很多書本中沒有寫過的矛盾。我感受到的是全新的、立體的日本，既不像電視中描寫得那么可愛，又不像戰爭片中講述的那樣面目猙獰。”

　　到日本的第6年，可越在東京大學攻讀碩士課程期間創辦了現在的“東京視點”。這是一個人人可以拿起家用攝像機作導演的志愿者組織，大家把在日本拍到的DV短片經過編輯后在網上發布。為什么要創辦這個組織呢？“一提起日本，人們馬上想到的是一個國家，而東京是個國際化的、表情豐富的大都市。我想選取百姓的角度，講述東京百姓自己的故事。”可越說。

　　2005年中國發生抗議活動過后，日本電視臺反復播放了隊伍中有人扔石塊的鏡頭。“其實這只是個別現象，但是日本電視臺為了追求收視率，把這個鏡頭反復地播，讓日本觀眾感覺好像全中國的人都在扔石頭，誰踏入這片土地都要被打一樣。其實不是那樣的。”可越坐不住了。“我要做點什么！”

　　拎起家用小DV，可越跑出了門。她采訪了很多在日本的中國人，希望通過鏡頭把這些在日華人的聲音傳遞給日本民眾。她還組織了一場由中國人、日本人共同參加的市民交流會，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坐下來談談各自的想法。

　　但是，“坐在一起談也不見得能達到相互理解。”可越沒奢望一蹴而就，“這里還存在一個無知的問題，比如還有極少一部分日本人本身就覺得根本沒有南京大屠殺事件，無知比偏見更可怕。”

　　親歷“中國食品安全”事件

　　在日本這些年，每當中日之間出現波折時，可越就感覺自己很為難。“尤其作為一個在日本的中國人。”但正是在這種時候，才能體現出一個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也許有些事是只有你才能做的。那時就該義不容辭地去做。”

　　幾天前，朝日新聞社邀請可越去參加有關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座談會。可越在這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課。“我研究了日本的相關報道，感覺有些媒體在某種程度上炒作這個事件，煽動了日本國內的‘厭中’情緒。日本百姓看了這些報道后，會覺得中國食品都不安全。”

　　在座談會上，可越告訴與會的日本人：“中國的食品安全的確存在一些問題。但是不能因為這樣就改變對中國整體的看法。”日本媒體還時常批評中國不負責任，污染了日本的環境。“但我就和日本人講，中國下沙塵暴到你們這里就是一點點灰塵，而中國人比你們更著急。”可越希望日本應該多和中國分享治理環境的技術和經驗。

　　現在只要日本媒體一報道中國負面的消息，可越就會感受到一種莫名的壓力。“我想咱們中國人要好好爭口氣，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出席溫家寶訪日宴會

　　在前一段中日關系處于冰凍期時，可越坦言，的確是度過了一段相當艱苦的日子。隨著安倍前首相訪華和溫家寶總理訪日，媒體評價中日關系進入了“融冰期”。

　　可越在今年4月參加了溫家寶總理的歡迎晚宴。當聽到溫總理的演講時，她禁不住熱淚盈眶。但是，可越也很明白，中日關系還遠未到“政熱經熱”的階段。“其實兩國之間還存在很多問題，不能說高層關系好了，這些問題也就順勢解決了。雙方都不能太感情用事，越是關系好轉，越要冷靜客觀。”

　　促成中日政府首次電影節

　　可越的姥爺在日本做了23年的常駐記者，但最后還是留下了“日本人對曾犯過的罪行從沒有考慮過認真反省和道歉，他們對侵略戰爭行為一天不反省，我們就無法在日本這片土地上安然地生活下去”這句話，離開了日本。

　　今天，歷史認識問題依然未得到解決。但可越沒有像姥爺一樣選擇離開，而是將“東京視點”延伸，開了一家屬于自己的傳媒公司。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際，她還作為協調人促成了中日政府首次電影節。為什么選擇了堅持？可越解釋道：“現在這個時代和姥爺那個時代有很大差別。中日間的問題已經到了必須直面的時候，我們比過去有更多的手段和方法來了解事實，并找到解決的方法。關鍵是看你愿不愿意、選擇什么態度來對待歷史。”

　　可越在用自己的努力，為中日搭建一個新的交流平臺。（記者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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