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借隱私保護為名行腐敗之實的官員越來越多的現實，是保護官員隱私重要，還是維護公眾利益更重要？是將官員的隱私僅僅限于內部掌握，還是將其公諸于眾、接受公眾的監督？

    嚴峻的反腐形勢在期待著我們的答案。

　　隱私權成官員腐敗盾牌

　　公民的隱私權是不可侵害的。對于私人信息的刺探，私人活動的騷擾，私人領域的侵入，以及對私生活秘密的泄露等，都是違法行為。可近年來，一些手握公共權力的官員，卻借保護個人隱私權為極好借口，將其變成腐敗溫床和盾牌。官員8 小時之外的一些活動雖然屬于個人隱私，但有一些卻是違法亂紀的勾當：養情人，傍大款，吃喝嫖賭，糾集利益小圈子等。

　　貪官情婦共生共榮

　　有人一直在鼓吹一種貌似有理、實則極其荒謬的論調：“道德上的事與法律無關，法律不應管道德上的事”。這里所謂“道德上的事情”，其實就是指某些官員包養情人這種不少人心知肚明卻又緘默不語的私生活。

　　日前，中央紀委副書記劉錫榮在重慶作黨風廉政建設形勢報告時透露的一個數據讓人震驚，“去年的貪污受賄等腐敗案件中，70%的案件所涉及的賄賂是由官員家眷甚至情婦收受。”他由此指出，領導干部的“后院”是值得重視的反腐陣地。而領導干部的“后院”正是其隱密私生活的所在地。僅在2006年被查處的腐敗高官中，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天津市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被指控生活腐化，62歲的海軍原副司令員王守業因包養情婦而被指為“ 道德敗壞”。這些腐敗高官為博紅顏一笑，把貪腐來的黑金撒與情婦，有的則與其情婦合謀收取賄賂。

　　近年來，在反腐敗的過程中出現了一道獨特而反常的“風景”：一些風流貪官被查出時，后院“藏嬌”金屋里往往會冒出其紅顏知己，其妻子不聲不響、不哭不鬧，而且還能與貪官的紅顏知己友好相處，儼然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在妻子看似保護丈夫的隱私、維護丈夫的面子的平靜背后卻是貪腐利益的分割。

　　廣東省深圳市公路局原局長黃亦輝把年輕漂亮的劉某調到局機關后，兩人成了情人。黃亦輝的妻子知道后由開始的哭鬧變為后來的妥協。原因是黃妻覺得劉某比較善良，沒有野心，更重要的是兩人可以相互照應。黃亦輝7年共收錢1600余萬元，用60萬元給劉某買了一套住房。劉某對情人也忠心耿耿：把黃亦輝的1300萬元巨款和許多重要資料都藏到她的商品房里，而且還專門買了個一米多高的大保險柜。從此兩個女人非常默契，竟然成了一對“好姐妹”。以至于黃亦輝感嘆不已，稱這叫“心有靈犀一點通”。

　　一開始，浙江省交通廳原廳長趙詹奇的兒子趙廣宇發現其父有情人時，大怒之余決定收拾這個“狐貍精”。但他后來發現，父親的情人“很會來事”，就說服母親與父親的情人友好相處。于是，老婆、情婦、兒子組成了穩定而默契的腐敗家庭 “鐵三角”——情人負責出面為交通廳的項目規劃拉業務，趙詹奇進行項目審批，然后情人收下好處費并把錢打到趙廣宇公司的賬戶上。

　　貪官的家人為了共同的利益維護貪官的所謂個人隱私，可不少局外人也對貪官養情人、找“女朋友”、“包二奶”的行為置若罔聞，認為這是人家的隱私。震驚全國的濟南爆炸案中的貪腐主角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段義和平時公然帶著其“女朋友”出席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場合。“女朋友”到新單位上班，段還親自到場祝賀。不少人耳聞目睹卻視其為個人隱私而保持緘默，這不能不令人深思。

　　由于情婦成為不少貪官消費和斂財的重要目標，以至于有人不得已獻出反腐敗的“哀策”：利用情婦來反腐敗。

　　貪官大款利益同盟

　　一些腐敗官員為了過上紙醉金迷的生活，表面上為了發展經濟而親商愛商，實則將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化為個人私權，為一些不法企業提供特殊政策，甚至加以非法保護。受惠的企業主心領神會，投桃報李，將官員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作為其個人股份融入企業，為腐敗官員提供黑金。

　　有的腐敗官員在8小時之外與大款“親密”到了如此啼笑皆非的地步：原四川省簡陽市市長王善武在傍上當地一個大款——某石化簡陽銷售公司張經理后，張在一次宴會上竟公開說：“簡陽市誰最大？王善武最大。但只要我一個傳呼，他會像狗一樣跑來。”并當場試驗，果然，王善武稍后即驅車而至。

　　腐敗官員和大款們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內，大家不分彼此，吃喝嫖賭，相互遮掩，提供方便。原湖南省紀委副書記杜湘成和商人李庚的私人關系非同尋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杜湘成在北京的非職務消費，都是來自于李庚的支持。而杜湘成則為李庚任何合法非法的生意保駕護航。為了排解“保護神”杜湘成的寂寞，李庚總是設法為杜湘成安排豐富的“娛樂節目”，最終杜湘成在接受李庚提供的“洋妓”服務時，被警方意外抓獲而丟官。賴昌星則專門修建了一個“紅樓” ，供給自己提供保護的貪官們吃喝嫖賭所用。

　　在近年來查處的大量腐敗案件中，領導干部傍大款有增無減，官員與不法私營企業主在8小時之外進行權錢交易的現象趨于嚴重，此種現象已成為當今腐敗的突出形式。一首打油詩《官員傍大款，好處多又多》諷刺這一現象：“官員為何傍大款，其中貓膩多又多；訪貧問苦是做戲，怎比剪彩紅包多；稱兄道弟尋常事，結伴旅游常出國；借錢頻頻找老板，你沒看見別亂說。”為此，在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中央領導這樣告誡高層官員：“不能為貪圖享樂而去傍大款。”

　　中央黨校教授林喆說，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級領導干部面臨著諸多市場考驗，一些不法大款們企圖用手中的錢曲線買權。他們絞盡腦汁，或者走“公子路線”，或者走“夫人路線”，或者走“老鄉、戰友、同學路線”，千方百計靠近領導，絞盡腦汁拉攏干部，最終必將領導干部拖下水。所謂的這三種“路線”，不外乎就是利用親情、友情把官員和大款之間的距離迅速縮短，最后達到相互利用的效果，利用隱秘的私交進行權錢交易。

　　小圈子成腐敗“密封圈”

　　近年來，窩案成為腐敗案件的一大特點，“拔起籮卜帶起泥”，一個貪官被查處后，往往帶出了其小圈子里的一批腐敗分子。一些腐敗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在8小時外極力編織自己的關系網，形成一個個利益相關的隱秘小圈子。而圈子外的人則很難知道圈子內的人和事，小圈子似乎成了腐敗的“密封圈”。

　　江蘇省委組織部原部長徐國健案件就是典型的小圈子腐敗案。徐國健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小圈子里的人謀取利益，先后收受賄賂共計人民幣460萬元和8000美元，接受禮金10萬元。徐國健的小圈子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就連與他共事多年的組織系統的人都感到驚訝。主要涉及原交通廳廳長章俊元，原江蘇國資集團董事長李雙成，原江蘇省檢察院副檢察長、省反貪局長韓建林，原江蘇省國信集團董事長王益民等。徐國健精心培育的小圈子人員雖然不多，但都是一些重量級的實權人物。三大國資巨頭章俊元、李雙成、王益民掌管著600億元以上的總資產，占江蘇省級國有資產的60%左右。

　　而徐國健在公眾場合的“大圈子”里，始終與人保持一種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關系，頻頻上演“廉政秀”。要做到既撈錢又降低風險，就要給自己涂上一層保護色。在徐國健看來，他所掌控的三大巨頭是個取之不竭的寶庫，是肥美的窩邊草，享用起來得心應手，自覺天衣無縫。

　　從已經查處的一些小圈子腐敗案件看，某些領導干部搞的小圈子往往是以老同學、老部下、老戰友等關系集結起來的。黨內小圈子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破壞黨的團結統一，給形形色色的腐敗創造條件，危害巨大。比如在選拔任用干部問題上，一旦小圈子形成，處于圈子核心的領導干部往往首選自認為靠得住的小圈子里的“鐵哥們”。如果不是他圈子里的人，任你如何德才兼備，他也不會用。在小圈子問題一度嚴重的個別地方，有的干部不是以真才實學、真抓實干為榮，而是以能否進入某位領導的圈子為目標。

　　成都市龍泉驛區原區委書記弓繼權將一些下屬視為心腹和得力干將，除了在工作中倚重外，私下也十分親密。他們經常在一起“扎堆”、“抱團”，他們的“內當家”也經常一起吃飯、打牌，可以說里里外外都打得火熱。弓繼權想分錢了，他的這些下屬就想方設法找名目，拆東補西覓財源，滿足弓的貪欲；弓不方便在眾人面前明白提出來給自己多發獎金，他們便暗地截留一部分錢悄悄給弓送去；他們還不時向弓表示“心意”，送上厚厚的紅包，讓弓笑逐顏開。

　　工作上的倚重，感情上的親近，家屬之間的互相串聯、影響，加上利益的糾結，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弓繼權為核心，工作圈、娛樂圈、利益圈三位一體的小圈子。小圈子里的江某在被查處時說：“以前拿紅包，到后來連紅包都看不起了。”

　　小圈子里的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當江某等人被查處后，弓繼權等人最終也被一網打盡。

　　這些利益小圈子，把政治生活私人化，一旦涉入圈內，就不約而同地形成默契，對圈里人的事情不遺余力、有求必應，圈內兄弟好辦事。我提拔你的兒子，你培養我的女兒，私事公辦，換手摳背。徐國健的長子徐揚在交通系統得到了江蘇交通產業集團總經理助理、黨委委員的“肥差”，徐國健答應幫助江蘇省原原交通廳廳長章俊元運作副省級干部候選人資格，并一次性收受其賄賂200萬元。

　　財產隱私成貪官免死“金牌”

　　家庭財產屬于個人隱私的重要組成部分，有的官員強調這是個人隱私不愿公開。不少貪官更是以保護個人隱私為借口，大肆索賄受賄，非法斂財。從近年來查處的眾多腐敗大案來看，大多數腐敗官員的巨額財產在案發前絲毫不為外界所知，案發后卻突然“蹦”出來，從中就可以窺見一斑。

　　2004年3月開庭審理的貴州省原交通廳廳長盧萬里受賄案中，僅檢方指控中提到的盧的財產就折合人民幣554 0多萬元。其中盧萬里對其擁有的價值2640多萬元的巨額財產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制造今年“7·9”濟南爆炸案的原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段義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或索取財物共計人民幣169萬余元。在段義和的個人財產中，有明顯超過其合法收入的110余萬元，段本人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

　　由于在現行刑法文本中，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相關條款規定，巨額財產上不封頂，而對應的刑罰封頂僅為5年有期徒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難怪許多貪官都“喜歡”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而“不喜歡”受賄罪，因為受賄情節惡劣的可以被判處死刑。

　　如果說對官員財產隱私的過度保護已經成為貪官們一道免死“金牌”的話，那么對官員個人財產申報執行不力則是形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

　　西北政法大學教授王士偉指出，盡管中央已經頒布了一些政策規定，但是在現實中還都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在19 95年出臺的《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中，盡管列舉了官員需要申報的4項收入：工資、獎金津貼、勞務所得、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等。但這些只能反映官員公開的合法經濟收入情況，無法反映其真實的財產增量。官員一旦腐敗，其灰色和黑色收入根本無法從這4項監控范圍內反映出來。而且根據規定，申報人不申報或者不如實申報收入的，由其所在黨組織、行政部門或者紀檢監察機關責令其申報、改正，并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者黨紀政紀處分。“這種責任制度顯然過于綿柔無力，從而致使其懲治腐敗的力量大打折扣。”國家社科規劃《新世紀懲治腐敗對策研究》課題組組長王明高博士說。

　　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于2001年6月15日聯合發布了《關于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報告家庭財產的規定(試行)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學者黃衛平分析指出，對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的家庭財產申報基本上不對社會予以公開，僅由報告人在其所在單位領導班子內相當有限的范圍中通報。這樣實施，使得該制度的推行缺乏必要的監督機制。

　　根據《新世紀懲治腐敗對策研究》課題組的調查表明：99.5%的調查對象認為目前有必要實行家庭財產申報制； 93%的調查對象認為目前實行家庭財產申報制的阻力主要來自于領導階層。一名反腐研究專家透露，違規違紀參與經商的官員家屬也對財產公開制度形成新的阻力。根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過勇博士的一項研究成果顯示，有時候，政府官員自己并不出面，而由家人通過辦公司的方式把黑錢洗白。在其調查的部分案件中，1992年之前的17起案件中，至少有3起涉及腐敗高官的家人；在1992年之后的37起案件中，至少有19起表明，家人在高官的腐敗行為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記者 王春)